浙江在线3月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陈伟斌 吴朝香）近年来，有关精神病患者肇祸的事件时有耳闻，有的触目惊心，但是，总体上，我国有关部门对此的重视和管理都在提升。

　　不过，记者采访得知，目前虽然医疗手段和管理方式都上去了，也并不能将所有病人完全管好。

　　采访中，浙江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表示，“不能接受和面对这样的现实，是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有位患者一看到钱就犯病

　　他不可笑，只是有自己的思维方式

　　对于精神类疾病的诊疗和管理，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副院长陈致宇看来，并非只是简单的社会投入问题，其实社会上对于这类疾病的认知依旧欠缺，“不能接受和面对这样的现实，是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过北京回龙观医院流行病学研究中心主任费立鹏对我国4省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17.5%，该数据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很多人，都对精神病患者敬而远之。

　　米市巷街道工疗站的负责人王丽，自然也没少听到这样的说辞，最常见的态度就是：离他们远点。

　　还有的则是把工疗员们的举动当作一个笑话，“我们这里有一位患者，一看到钱就兴奋，然后犯病。我身边就有人觉得非常可笑。”

　　但王丽知道，工疗员们是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有时在外人看来，他们的表现难以理解，其实是有原因的。

　　“有些人嘴巴里嘀嘀咕咕，这是他们出现了幻听，和脑海里那个声音在对话。还有的骂人，那是在和那个声音对骂，但是不知道的人就会误会。”

　　陈致宇说，因为精神病人的病灶在人的“指挥中枢”——大脑。大脑一旦出现问题，言语、动作和情感都会表现凌乱并难以被人理解。这种表现很容易被歧视和误解，特别是出现一些攻击性行为时，就更容易“谈病色变”了。

　　这么多年下来，王丽努力去摸透他们的想法。

　　聊天中，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他们不是做错事，只是思维方式不同。

　　但她承认，即便努力尝试，有时还是很难理解他们的世界。

　　“有个工疗员，总喜欢自己独自看报纸，一份报纸能看整个下午，也不太和其他人交流。因为他乒乓球打得好，我们工作人员有一次让他放下报纸去打打球，他就突然发火，跑去社区投诉。”面对这种状态，王丽也只能站在“他们是病人”这种角度来解释。

　　只有在医院才感觉被尊重

　　病耻感让他们不敢面对现实

　　尽管国家和医学界也在尽力宣教，希望人们能接受和认知精神病，但因为社会大环境的关系，人们对精神病人还是排斥、歧视。

　　其实，很多重症精神病患者，也能经过治疗回归社会，甚至组建良好的家庭。

　　陈致宇说，由于精神病患者的病情波动，有些行为无法预测，外界也不愿意与其沟通，病患就容易被孤立。

　　同时，很多精神病患者都有“病耻感”，他们不愿去专业的精神病医院接受诊疗，“这也是因为很多人对精神疾病有偏见。”

　　工作中，陈致宇和其他医生会主动与病患沟通，“病患很希望被社会接受，有病人也说只有在医院里才感到自己是被尊重的。一方面是因为医护人员尊重他，另一方面身边都是病友。但社会上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感觉还是医院好，但是很多人无法长期住院。”

　　在米市巷工疗站采访的时候，记者曾问过王丽，工疗员们最需要什么？

　　“被周边的人认可。”王丽说。

　　“他们真的很渴望被社会认同，你可能想不到这种激励有多大。”王丽举了个例子，去年有个单位邀请他们参加一个大型演出，这很少见，“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请这些人去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其实没那么可怕。他们事后就很兴奋：我登台，我表演。这种正面的情绪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只是在病症的影响下，才会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陈致宇并不赞同外界对精神病人的世界观进行单独分化的观点。

　　陈致宇在长年工作积累中发现，即便在犯病时，他们也有三观，“例如有的病人会产生幻听让他去自杀或伤害别人，但病人不会马上去做，他会有意识地去珍惜生命，去抵抗幻听。直到抵抗不住时，才会出事。”

　　这个话题让王丽也有些无奈，“精神卫生的知识还需要加大科普力度，大家都应该多了解一些。”

　　真正引发严重肇事的比例为万分之一

　　但“中间层”的管理有点难办

　　如何管理，始终是一个现实问题。

　　陈致宇介绍，目前我省纳入网络管理的精神病人有四万多人，其中真正引发严重肇事肇祸的比例则为万分之一左右。

　　但陈致宇也坦言，虽然比例很低，可一旦出事可能就是恶性事件。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一个“中间层”的精神病患群体，在管理上比较尴尬——他们是没在医院接受诊疗，同时也不在社区机构康复休养的精神病人群，一旦家人监护缺失就容易出事。

　　在工疗站，工作人员发现，有时一些病人有明显的精神问题，但家属不愿正视，病人也不配合就医，因此也没有医院诊断证明。

　　这种情况下，就算有人投诉，工疗站工作人员也不能直接干预，因为新的精神卫生法规定，没有诊断证明就不能把人随意送往精神病医院。

　　医院层面，除非是病人肇事肇祸后，由社区、公安等相关人员协同送来，否则理论上，是不能上门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收治诊疗的。即便是来医院诊疗，也必须由病人一方出于自愿（包括家属陪同下的自愿）才可以。

　　“这个群体是否可以适管适防？”陈致宇说，社会对精神病人的不理解乃至歧视，让很多患者不愿被外人知道自己患有精神病，所以这些人怎么管确实是一个问题。

　　精神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监护人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实中，很多病人出院后，因为周围环境的歧视，会导致病人抵触治疗，“人们的观念中，不吃药就代表病已经好了，精神病患者也有同样的观念。如果监护人不细心，病人有时会自我停药，这很可能导致发病。”

　　从一些案例的发生可以发现，正因为监护人的不配合甚至抵触，才导致病人发病甚至出状况。陈致宇观察发现，只要能在监护人的配合下坚持服药和积极接受治疗，精神病人一般都能保持稳定状态，而“最高境界”就是相对正常地融入社会生活。但是，对严重患者的日常管理还是要严格些。

　　陈致宇希望，在特殊情况下，家庭监护人能对这个群体承担起管理责任，如果不行，那么社区应该参与进去，“相关执法部门也可以提醒监护人加强这方面的意识，因为万一出事，监护人还是会承担一定责任的。”

　　陈致宇最后说，很多精神病人接受治疗后病情缓解，表现几乎接近正常人，而回到社会环境也是他们的权利。

　　有的病人会产生幻听让他去自杀或伤害别人，但病人不会马上去做，他会有意识地去珍惜生命，去抵抗幻听。直到抵抗不住时，才会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