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丛”编辑室里的古籍

　　编校中的“浙江文丛”

　　书架上的“浙江文丛”

　　浙江在线3月1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孙雯)杭州体育场路347号，出版大厦2015房间——这间LOFT结构的办公室有点特别，40平方米大的底层，大约码放了5000册古籍；二层是几位编辑的办公区。

　　那能不能说，这40平方米装下了1911年之前所有的浙江写作?

　　“还不能，但这是我们的理想。”“浙江文丛”的编辑之一况正兵说。这一天是3月9日，“浙江文丛”研讨会召开的前一天。

　　“浙江文丛”目前共有8位编辑，基本都是80后。如今，第一期500本已经出版，8位编辑投入到了第二期的编校之中。

　　站在这间办公室，会有一种感觉——1911年以前的“浙江写作”，在这里汇聚又从这里生发，编辑们梳理着植根过去的文字，又构建着它在当下以及未来对于阅读者的意义。

　　对于大众而言，知道的不过是“浙江文丛”中声名振振的人名，而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却并不清楚。而从一部“浙江文丛”中，却能读到一些不熟知的往事与细节，从中体会古人遗存的那些值得咀嚼的精神。

　　浙江大学教授陈红民则认为，清末到民国时期，是浙江对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时期，远比古代要大——“蔡元培、秋瑾，鲁迅……而且，因为战争的原因，近现代文化也需要抢救，有些本子也很难找。”

　　祁彪佳与茅元仪

　　两个“陌生”明朝人的故事

　　近年来，随着文献研究的深入，不少名家的轶文轶诗被发现，为了把这批学术成果纳入到“浙江文丛”中，编辑们费了一番心思。

　　比如，在编辑明末著名画家、文学家《陈洪绶集》时，编辑发现美国哈佛大学所藏的《宝纶堂集》刻本，比国内流传的版本，多出了100多首诗词。

　　“我们原先参照的底本和哈佛大学所藏的刻本，开头和结尾是一样的，但中间是缺失的。”况正兵说，这些诗文的披露，让研究陈洪绶的学者，对这位明代艺术家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有了更多的认知可能。

　　正因如此，《陈洪绶集》将这些新发现的诗文补入，这样的寻找，为理解一位古人提供着更多解读的可能。

　　第二天的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廖可斌就说到了两个人——祁彪佳与茅元仪，他们都是明末浙江人。

　　祁彪佳，死于43岁。在廖可斌的讲述里，祁彪佳一表人才，妻子贤美，岳父是尚书，但他却选择了自杀。

　　1645年夏，清军攻占杭州之后，祁彪佳自沉于梅墅寓园别业梅花阁前水池中。他的遗书有这样的句子：“图功为其难，洁身为其易。吾为其易者，聊存洁身志。”

　　廖可斌说，祁彪佳每天都写日记，日记中有当时的时局与世态。《祁彪佳文集》已经列于“浙江文丛”接下来的书目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据实而书的日记中，会有最为清晰的显现。

　　茅元仪，也是一个大众并不熟悉的名字。廖可斌说，如果要说“中国百部军事经典”，列第一位的无疑是《孙子兵法》，但是戚继光和茅元仪到底谁该列第二位，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茅元仪《武备志》，它就是一部军事百科全书。”因为茅元仪的兵书中，在军事之外，同时也可以读出明代社会关注点的变化，以及对科学等基础学科的重视。

　　从谢灵运到刘伯温

　　不得不说的古人朋友圈

　　在况正兵的办公室，随手翻开“浙江文丛”中《王冕集》，便能读到刘伯温为王冕作文的《竹斋集原序》。

　　开头这么写：予在杭时，闻会稽王元章善为诗，士大夫之工诗者多称道之，恨不能识也。至正甲午，盗起瓯括间，予避地至会稽，始得尽观元章所为诗。盖直而不绞，质而不俚，豪而不诞，奇而不怪，博而不滥，有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恳恳悃悃见于词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

　　王元章就是王冕。从中可以看到，因读过王冕的诗作，刘伯温不畏路途之险，一定要去见一见作者，一表仰慕之情。

　　在中国古代的浙地，这样的交游非常多，也留给后世深远的影响。

　　北京大学教授钱志熙就说，他少年时并不知道浙东学派，后来，从身边一些浙江朋友身上，他感受到了无形中流露出一种气度和风范。

　　“文脉对人的影响，说不清楚，也许在你没有注意的时候，这种影响就会产生。”他提到谢灵运，这位出生于嵊县(今天的嵊州)，曾在杭州游历，又到温州任太守的浙江人，“温州至今找不到一个能超越他的人，作为永嘉太守，他写出了最早的山水诗。”甚至，因为这位有影响力的诗人，形成了那个时代的浙江唐诗之路。无论从海上还是从陆地，唐代的诗人都要去温州，“李白就去过，为什么，就是因为谢灵运。”钱志熙的意思，谢灵运虽祖籍并非浙江，但他在浙江的地位之重，是一定要进入接下来的“浙江文丛”的。

　　处于新旧变化的时代，作为一个研究者，钱志熙有时也在想——诗文有什么用?“50年前的器物，小时候的珍藏，我们都那么在乎，以前的东西都是宝贝，应该扩大。”他以为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古人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