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二所的科研工作者在海上作业。(受访者供图)

　　“向阳红10号”出发。新华社发

　　浙江在线3月14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黄小星　通讯员　陈斯音）对于许多杭州人来说，“海洋二所”只是公交线路的一站，大部分人或许只是猜到，这是和海洋打交道的吧。

　　而对于周建平来说，大海几乎是他第二个家。这位拥有15年海洋科考经历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在上月底刚刚结束中国大洋43航次第二航段的科考作业，回到杭州。

　　这次，他在海上待了56天，即使是他，也差不多到了极限。

　　作为本航段首席科学家，周建平带领着“向阳红10号”上的年轻人，共同破解大海的秘密。就像在故宫修文物的工匠，他们在海上的工作，同样枯燥、繁琐，同样需要专注、匠心，并且，对抗日复一日的孤独。

　　到了海上，最想吃到绿色蔬菜

　　“你为什么选择大洋科考?”

　　面对记者提问，43岁的周建平指向身后一幅世界地图，“你看，我们的地球，70%以上被海洋包围，人类几乎已经可以到达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但是对海洋的秘密，我们还知之甚少。”

　　大洋43航次，正是人类在解谜道路上又迈开的一步。周建平介绍说，我国曾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大洋43航次是第一阶段非常关键的一个航次。此次考察总航程预计2万海里，共220天，分5个航段执行。同时，我国自主研发的4500米级自主探测系统、深海中深钻机等一批精细勘探装备，也将在这个航次中接受检验，进入走向应用的突破阶段。执行任务的“向阳红10号”船，首次从浙江舟山母港出发，这既标志着浙江民营企业与国家级研究所合作共建的“向阳红10号”船走向远洋的成功，也标志着浙江具有了远洋大型科考船基地及保障能力。

　　对于周建平的专业助理、80后王渊来说，“向阳红10号”上的甘苦，他已习以为常。比如，人们总想当然地认为，船上各类海鲜应有尽有，事实上，船上的饮食清淡而单调，都是便于长时间储存的肉和蔬菜，“刚开始还能见到绿叶菜，渐渐变成根茎类，最后就是各种冻肉了。”

　　比饮食更难捱的是孤独。船只犹如移动的孤岛，他们面对的，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让这群年轻人“喜大普奔”的是，“向阳红10号”上，能够收发微信了。过去，和岸上的家人联络，只能通过电子邮件，一天只能收发一次。

　　船上唯一的一位母亲，有个4岁的儿子，每当夜深人静，她都会悄悄地行走到船上开阔的地方，举起手机，试图接通视频看看儿子的小脸。但几十天下来，没成功过一次。她只好一遍遍地播放儿子发来的语音，东北口音的小男孩，在千里之外安慰妈妈：“干哈?我可乖了，你就安心工作吧。”

　　一旦航行到作业区，就是不分昼夜的科考工作，睡眠稀少、排班密集是常态。高强度的工作以外，这些年轻人偶尔也会“放飞自我”：日落之时，霞光万丈为证，一个羞涩的小哥在众人撺掇下，对师妹表白，令他欣喜的是，女孩答应了；一位老师过生日，几位出海的学生，在甲板上用身体摆出“only　you”，拍照传给老师当生日礼物；今年春节，队员们在船上包饺子，自弹自唱办“春晚”。

　　博士毕业，为何还去海上“搬砖”

　　很少有人知道，周建平一直晕船。不过，他能够准确预判每一航段的海浪将折磨自己多久，担任首席科学家的他，会在准确的时间，躲起来呕吐。

　　15年里，他见证过许多队员不为人知的辛苦：一位吐得天翻地覆的队友，在甲板上匍匐前进，“爬”到设备面前，因为那种设备只有他懂调试；有队员得了急性阑尾炎，这种在陆地上简单的小手术，在船上却成了“不治之症”，只能靠随行医生开消炎药硬挺过去。

　　这群年轻人大多思想单纯，并对海洋科研抱有浓厚兴趣。他们讲不出为科研奉献、牺牲这些大道理。在他们看来，因为兴趣选择相关专业，读到博士，再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越读到后面就越觉得，要是自己的专业知识浪费了，该多可惜啊。”曾参加过“向阳红10号”科考的廖时理说。

　　毕业时，有开矿的“土豪”老板挖他，开出高薪，廖时理拒绝了，他的兴趣在更广阔的海洋。现在，每当亲戚朋友打听他的收入，总会惊讶。

　　“这工作再辛苦，总要有人去做吧。”海洋物理博士王渊对此很豁达。跟随“向阳红10号”出海，他获得宝贵的热液硫化物区的调查数据，这让他兴奋不已。毕业时，他班上的女生没有一个选择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觉得太辛苦。但王渊觉得现在的大洋科考，已经比自己当年读硕士时好得多，那时一出海也要二十多天，音信不通，无法洗澡，“身上的味儿连自己都受不了”。

　　出生于1988年的女博士沈程程，则是第一次上船，并且坚持了两个航段。母亲起初不同意，但沈程程知道，选择这份工作，出海是必需的。在船上，女生会得到相对照顾，但母亲仍然不理解：“你都博士毕业了，还去海上搬砖?”

　　他们还面临着科研考评的压力。即使在海上被摇晃得七荤八素，有人抱着电脑，争分夺秒地赶论文。“出海一次，需要三四个月，等于陆地上的工作，都要压缩到上岸后的七八个月内完成。有时在海上待着也会着急，觉得真耽误事，但如果不去科考，哪来的实验数据呢?”王渊说。

　　面对家人，他们总有太多的缺席

　　谈到出海的最大难题，风趣幽默的王渊严肃起来：“最主要的，是出海后无法顾及家中的生活，无法尽到为人夫、为人子和为人父的责任和义务。”

　　廖时理错过了家里的装修。看到疲倦的妻子，他觉得那本该是自己承担的责任。

　　周建平说，这些年，有人才刚结婚两天就被派到科考船上，有船员在预定的婚期回不去，和新娘子举行了视频婚礼。有个同事和周建平感叹，自己在妻子面前，总是说不上“重话”，永远感觉亏欠妻子，“他告诉我，一旦起了争执，妻子总是一句话就把他噎回去了：‘我生孩子的时候，你在哪里?’”每当这时，周建平总是庆幸，自己只错过了孩子生日，或者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

　　如果队员有难以动身的特殊情况，周建平总是能通融就通融，他不忍心，年轻人在人生的重要时刻遗憾缺席。

　　现阶段，周建平觉得自己还有更重要的责任。他习惯于每次出发和回来时，在朋友圈发上一条简单的“感谢大家的支持”。但一位同学忽然留言批评他：“你发这些煽情的语言有什么意思，你们在海上到底做了些什么”，周建平才意识到，他需要让这份工作更为人所知。

　　“就像我们这次出海，实际和老百姓关系密切。大洋43航次与一系列的大洋航次一样，既为我国提供新的战略资源空间，也是提升我国国际地位的保障，更是老百姓挺起腰杆的支撑。”周建平说。

　　此次海洋科考，既标志着浙江民营企业与国家级研究所合作共建的“向阳红10号”船走向远洋的成功，也标志着浙江具有了远洋大型科考船基地及保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