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凯和一些研修生在一起。图片由本人提供

　　浙江在线3月17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钟卉）语言不通无法讲清自身遭遇、害怕企业发现后报复、解雇，是很多研修生最终选择忍气吞声的主要原因。有的研修生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却发现维权门槛太高：“在日本请个律师太贵了，20万日元的受理费用就足以让我望而却步。”

　　而在一个名为“研修生咨询维权”的群里，聚拢了很多中国研修生，这里出现最多的名字就是“甄凯”。

　　这位一直在为研修生维权的专家，是当地维权工会的代表，他被来自云南楚雄的研修生小钱形容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近日，钱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维权中经常被威胁甚至殴打

　　钱报记者联系上在日本的甄凯时，他正驱车送两位研修生到机场。当天，他帮助这两位研修生讨回了血汗钱，然后送研修生去机场回国，这是甄凯十多年来雷打不动的“规定动作”。

　　今年59岁的他说话中气十足，身兼三个维权工会的工作，忙得像陀螺。

　　在岐阜，他自掏腰包租了一个三层楼的楼房，一楼办公，二楼休息、吃饭，三楼开辟了6个房间作为避难所，提供给被解雇无处可去的研修生暂时歇脚,这几天，就有12名研修生吃住在这里。

　　甄凯是北京人，1991年在日本读完大学后，到了一家企业做研修生生活指导员。那时候，中国赴日研修生都是政府部门经过层层筛选、实实在在学习技术的人才。“选拔的都是很优秀的人，我记得当年来的有沈阳电影制片厂的服装设计师、化妆师，还有国营大企业的车间主任。”

　　甄凯回忆，那时日本的工资待遇是中国的20倍，有一些中国研修生来了不愿意走，有预谋地失踪。“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一批研修生期满要送回国，临行前给他们开了个会，开完会就发现两个男生不见了，他们还是干部呢。90多人在大巴上等不到人，打开他俩遗留的行李箱，里面全是些破烂。”

　　甄凯说，转折点发生在1993年。那时，日本成立的‘国际研修协力机构’（JITCO）开始投入运作。“从那时候开始，研修生的概念就从‘技能学习’彻底变为‘廉价劳动力’了。”而随之，五花八门的不公、虐待事件在日本各个城市上演。

　　甄凯走上为研修生维权之路是在2004年，“我大学是学法律的，之前自己开饭店，也在日中友好协会做理事，遇见很多中国研修生被欺负，心里很气愤。有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存折、护照被扣留，有的在建筑工地挨打，还有的工伤之后被解雇。觉得自己除了能为他们翻译，还应该做更多。”甄凯说，自己“好打抱不平”的性格注定他走上这条道路。

　　为研修生维权13年，甄凯前前后后接手了2800多件案件。曾在甄凯提供的避难处待了7个月的河南研修生小王告诉记者：“和甄凯老师同吃同住，常常看见他被企业威胁、辱骂，甚至死亡威胁也没少接。”

　　这份工作值得以命相博吗？甄凯说：“实习生们正是由于长期在这样的压迫下劳动，导致他们不敢站出来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说‘不’，现在终于有人敢站出来寻求我的帮助，如果连我都退缩了的话，那以后谁还敢站出来跟企业的违法行为作斗争呢？”

　　在日本30多年，至今没钱买房

　　各种威胁甄凯没有怕过，但是他害怕研修生的“反水”。

　　一些研修生受到日企的盘剥后，向甄凯求助。当甄凯软硬兼施，与其雇主谈判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时，这些研修生因被社长收买，得了微薄小利后，玩起了失踪。

　　“研修生自我把问题放弃，这是我最无奈的。”遇到这样的事心寒吗？甄凯说：“一开始总是伤心的，可是后来，思考代替了伤心，我在想，怎样才能减少这样的事件发生。”

　　为了维持工会的正常运转，工会会收取帮助研修生讨回收入的20%。甄凯的工资，也出自这里。有的案子打上三五年很正常，这期间的费用不少。

　　甄凯的妻子说：“就是个亏本生意，如果要赚钱的话，他就不会做研修生维权了。”

　　记者了解到，在日本30多年，甄凯至今没钱买房，住的房子都是租的。

　　3月7日，甄凯还去了东京的日本参议院反馈研修生境遇问题。据了解，由于各方努力，目前日本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制度保护研修生。譬如研修生在回国时，在机场会有政府人员核实：回国是自愿的吗，还是被雇主强迫？

　　浙江和山东一样，是赴日研修生比较多的省份，甄凯和日本律师指宿昭一希望通过钱报告诉研修生们：在遇到权益受损时，不要逃避，更不要擅自逃离工作岗位，甚至成为黑户，要主动寻求帮助。可以向工会、劳动基准监督署、律师、出入境管理局等寻求帮助。在寻求帮助时，要注意保留证据，包括工资明细单、详细的劳动时间记录单（每天都要有）、录音、照片等。“还是要相信法律。”甄凯说。

　　起底日本研修生制度

　　可以说,研修生制度的最大问题，还是日本政府制定了技能实习生制度导致的，这一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剥削外国人廉价劳动力的制度。明明是引进国外的劳动力，却偏偏要弄一个“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的名义，使得雇佣外国研修生的日本企业和雇主，可以逃避劳动法所规定的企业雇佣义务，比如工伤保险、雇佣保险、男女同工同酬等。

　　联合国人权组织曾多次对日本政府提出批评，日本媒体也多次曝光研修生受虐待的情形，甚至有劳工团体指责日本政府是变相推行一种奴隶劳动制度，但是这一问题一直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熟悉研修生状况的在日华人姜先生指出，即使中国劳动力过剩，日本这种严重侵犯研修生权益的制度对中国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例如，按日本的法律这些人肯定缴纳了厚生年金(养老金)的费用，但三年就被日本赶走了，实际上享受不了将来的年金待遇，基本算是白交了。一些研修生并不知道如何取回缴纳的厚生年金，而且即使要求退回，有时也要给行政书士提供高昂的手续费。

　　这些人在国外留下的空白，将来只有其母国来承担。日本三五年赶走一些人，同时又会补充新人，也可以这么算账，就是每年有大批外国劳工在白白地为日本严重赤字的年金做贡献。这是赤裸裸的国家盘剥，是对人权赤裸裸的侵害。所以，日本这个制度设计得很巧妙，好处都是自己的，负担都推给了外国人和外国政府。

　　姜先生认为，应该把所谓的研修生制度定性为侵犯人权，同时现实中到处存在日本劳动法所不能容忍的行为，包括中国研修生在内的外国研修生在日本受到的压榨太厉害了。而这些研修生在日期间并没有给中国创造一分钱的税收，只是肥了那些黑中介。

　　姜先生说，中国现在劳动力并不算富余，却有大量的年轻壮劳力到日本做苦工，简直不可思议。这还只是经济账和社会账。如果算上侵犯人权带来的政治及心理伤害，那就更得不偿失了。那些逾期不归的、伤残的、欠一屁股债的、坐牢的、既没学到技能又没学会语言的大龄归国者等，都要研修生流入国政府来善后。这个账怎么算都是亏。

　　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