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是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今年要做好九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之一。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绿，激活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为“三农”发展指出的方向和目标。

龙泉宝溪乡溪头村。

　　浙江在线3月21日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增收问题，要打造“三农”发展标杆省份，必须加快转变农民增收方式，促进农民收入持续普遍较快增长。浙江农民年收入已经连续32年居全国省区第一，这与浙江紧紧抓牢“农民增收”这个“三农”工作的中心、拓宽增收渠道、加快转变增收方式紧密相关。

　　但是，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农民增收”依然有内外两重难题需要攻克。从外部看，农民就业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工资性收入水平增幅下降；从内部看，农业科技支撑不够强，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尚未完全破除，改革红利释放较缓，尤其是低收入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不强，成为农民增收的最大短板。

　　对此现象，我们该怎么看、怎么办?记者赴全省多地调查，采撷来自农村深化改革第一线的探索、经验和思考。

遂昌县三仁畲族乡毛竹基地里，竹农在挖笋。

　　浙南遂昌，王村口镇石笋头村里，23户农户结成互助担保合作社，抵押林权获得近750万元贷款，发展农家乐。仅去年，村民毛永明家的14间房就创造了30余万元的收益。

　　浙东镇海，农业大户郑荣希从街道流转了2000余亩土地，招徕百余农户，按每户10亩地左右的规模发展特色种养殖。一个个小型家庭农场让土地价值增加到亩产近3万元。

　　浙西常山，下猷阁村采取农民土地折价入股的方式，组建常山牛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并确定以种植木槿花、金银花、黄花菜和香椿作为特色产业。2016年，全村人均年收入13720元。

　　浙北德清，莫干山镇仙潭村一处山谷上，醉清风度假酒店主体建筑和配套设施建设正热。这块于2015年作为首宗入市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仅带来了分红收益，也将带动周边村民就业。

　　这4个增收案例，从表面上看，都是近年来频繁出现在新闻中的“致富经”，但如果只是照搬这样的“模式”，往往会发现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尽管使用的要素不同，但无论是土地流转、林权抵押，还是村集体股份制改革、经营性土地入市，究其核心，俱是改革，没有改革的精神，农民增收无法实现“质变”。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改革有其内在的逻辑。

　　明确土地、山林、房屋、宅基地等资产的产权归属，到允许流转，再到允许抵押，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交易。当农村沉睡的资源合理流动起来时，关于“农民如何持续增收”的答案，已然清晰。

　　同样的林地 不一样的价值

　　——农村确权，让集体产权可量化可交易、归属清晰

　　从遂昌县城到三仁乡好川村的路，不难走。车驶过春日葱郁的竹林，绕过几个弯，便到了。

　　靠近县郊，交通还算便捷，竹木还算多，除此之外，这个总人口1037人的村庄，数不出更多资源优势。家家户户守着十几亩林地，房前屋后三分地种种蔬菜、茶叶，每年也有三四万元的收入，因此大多不愿外出。

　　但从几年前开始，原料毛竹和竹笋价格下滑，产业效益变差，村民们开始认识到，传统一家一户的作业模式似乎行不通了，但可行的道路在哪里?

　　看着休闲旅游正风生水起的山区乡镇，三仁乡副书记叶晟在思考：“资源优劣随着形势变换，我们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农民的土地和山林，到底怎样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

　　常常行走于乡间，遂昌县农办副主任蓝波也在想：“要完成当年的农民增收指标不难，比如政府扶持种植食用菌，但这并不可持续。第二年种植的成本是否足够?又如何抵御农业生产中的风险?是否存在更持续、更长效的增收模式?”

　　若把目光从浙南移开，转向其他地区，困惑同样存在。

　　“深山沟、荒坡地，有女不嫁下猷阁”，一句流传于常山县乡间的顺口溜，道出了下猷阁村人的辛酸与无奈。

　　2008年，这里的村民人均年收入仅为两三千元，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耕地抛荒严重，村集体经济账面上仅有2400元钱，对外还欠着5万多元的工程款。

　　新上任的村支书徐志坚提出了一个倡议：“与其任由土地荒废，何不在保障村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把各家分散的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

　　可想而知，这一提议遭到了大部分村民的反对，“这么做是不是违反国家政策?”“没了地我们以后怎么生活?”而他想以村集体名义注册成立公司经营土地的念头，也因为“不具备资质”遭到工商部门驳回。

　　此时，徐志坚还不曾意识到，他的这个倡议涉及到的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及土地、林地等生产经营统还是分的重大命题。

　　“中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不对外开放的。集体产权，人人有份，但有多少、在哪里却说不清楚。”省农办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方杰认为，无法量化、归属模糊致使资产处置、收益分配在农村成为难点，导致流转、交易不畅，“农民的权益无法保障，持续增收的机制也无法确立。”

　　由此，“确权”，成为浙江唤醒沉睡资产、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收入的基础。

　　截至2016年底，全省97.98%的建制村开展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林权确权面积99.7%，符合登记条件农户宅基地确权发证率达95%。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造率99.5%，村集体资产所有权量化到个人，权跟人走。

　　在73岁的好川村村民蓝根松的林权证上，可以清楚看到他们一家3口山林的坐落、面积等信息。随着越来越多市场经济元素进入农村，这里的资源将以更丰富的形态，进入农民的生产生活。

　　而更多村民，也正低头重新打量土地，或是山林的价值。

龙泉宝溪乡传统烧瓷仪式吸引不少游客。

　　农民与资本机会平等

　　——金融改革，让权益变收益、让资源变资本

　　之于蓝根松，林权证的意义自然不止“厘清家产”。它同时还意味着，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经营权可流转或抵押，他每年能从中获得固定的财产性收入。

　　而据统计，2016年，全省土地流转率达到53%。这也意味着，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土地，正在向农业大户、家庭农场等集中，并且极大地催化和释放土地的贡献率以及生产效率。

　　连绵的春雨后，龙泉九姑山的竹林绿意氤氲，嘉诚家庭农场负责人赖吴岗在三叶青基地穿梭着，时不时蹲下身检查植株的长势，“这批苗原来长在大棚里，去年10月才移到林下，仿生态栽培出来的，品质更好，价钱也更高。”

　　2014年，正值市里推广林下种植经营模式，他借机成立农场，培育中药材三叶青。这几年，基地生产规模逐步扩大，赖吴岗又陆陆续续向农户租用了130亩林地，进行套种。

　　“三叶青根块目前销路不错。按照3年收成计算，最早移栽的40亩就可以采收了。”赖吴岗还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市场均价350元每斤，按每亩360斤计算，扣除2万元一亩的成本，基地的亩产纯收入将近10万元。

　　由此，关于遂昌三仁乡的几个问题也有了解答的方向，明确农民的权益，发展适度规模化经营。

　　然而，新的问题也产生了，土地、山林流转需要资本，如何保障农民与工商资本的机会平等?

　　一场于2006年从山乡丽水开始的林业投融资改革，或许提供了思路。这同时也是浙江促进农民增收其中一项重要举措：金融改革。

　　海拔1400多米的遂昌石笋头村，几乎与世隔绝，村中有湖，湖中有树，树边有草。

　　当一批批自驾前往南尖岩景区的游客在村里停留时，村民毛水明的心活了，想将世代居住的老房子改成农家乐，“但资金哪儿来?”

　　当地从2015年推出的互助担保式林权抵押贷款解了燃眉之急。村里23户农户联合，自筹资金101.5万元，成立村级互助担保社。农户若有需要，便可通过担保社向银行抵押林权贷款，用于农家乐建设、经营。

　　“以前贷款，需要找担保人，万一发生不良贷款处理起来也很麻烦。现在，银行只要确认担保行为就可以发放贷款，风险由社员共同承担。”毛水明说，截至目前，银行已累计发放贷款750万元，2016年村里仅农家乐一项收入就达950万元。

　　2015年，相邻的龙泉也推出“生态公益林未来补偿收益质押贷款”。“原来只有商品林可以抵押贷款，公益林每年只有中央和省里的补贴，可以说就是‘死资产’。生态公益林质押试点后，预期的补贴收入可以质押贷款，林地资产都‘活’了。”龙泉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林权以外，土地经营权、农房财产权、茶园、石雕、香菇、水利工程、集体经济股权等，陆续被纳入可抵押贷款范围。龙泉种粮大户王登辉用流转的土地进行贷款，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如今，他已拥有200多亩油菜田，亩产效益也提升了。

　　从“死权”到“活权”，再到“活钱”，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平等交换、合理配置，最终指向的，是更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模式。

　　要素权益 正回归农户

　　——农民持股，让增值收益更多、产业融合更广

　　然而，一种担心也随之而来：无论是流转还是抵押贷款，似乎受益的仍是工商资本和农村创业者。生产要素流转的财产性收入对于农民群体意义如何?如何保障改革的得益者是农民?

　　下猷阁村在探索的是一条村庄经营与农民共建共享结合的路径。

　　2013年4月，村里采取农民土地折价入股的方式，组建了常山牛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其中，村集体以现金51万元控股51%，村支书徐志坚任公司董事长，选举产生监事会，并成立财务管理小组；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按议定的价格折算成现金入股，占股49%。截至目前，全村共有253户农民入股土地面积达430亩。

　　经过市场调研，公司决定以木槿花、金银花、黄花菜和香椿作为全村特色产业。村民入股的土地以及曾经的集体荒山种上了“三花一椿”，村里还引进了工商资本，进行农产品深加工，通过注册“采一篮”品牌等方式，把“猷阁农产品连销店”开到了镇、县及衢州市各处。到2016年，下猷村村集体收入达到120多万元，全村人均年收入13720元。

　　“公司成立后，每户村民每年从公司拿到的收益就有4部分，包括土地折价保底、盈利分红、雇佣工资和退耕金，还不包括农闲时他们在外打工的收入。去年，仅我们发放的务工费就达160万元。”徐志坚说。

　　采访时，正值71岁的村民徐拥金扛着锄头，从木槿花地中走出来。过去，老徐主要靠务劳和在外打零工为生，现在足不出村就能有稳定收入，“去年，我每个月工资有三四千元，全家入股的2亩土地，一年租金是1400元，从公司拿到的钱将近有4万块。”

　　收入的增长，让下猷阁人更加坚定了改革的信念。去年公司的盈利分红，经党员和股东代表商议后，大家一分钱没拿，一致同意留给公司扩大生产规模，发展新兴产业。

　　今年，村里准备套养些莲藕和鱼类，沿着村里的主干道修筑游步道和赏花长廊，开辟一条赏花路线。

　　遂昌三仁乡给出的答案与下猷阁村有些相似，但依旧特点鲜明。

　　2016年3月，一个占地80余亩，名为“青钱柳扶贫园”的项目在三仁乡好川村落地，由返乡创业的张云峰和5位本村村民建立合作社，负责种植管理、销售等。

　　124户低收入农户以土地或资金方式入股，同时，园区日常工作优先向本村低收入农户提供，实现“家门口就业”。乡政府则在初期补助部分苗木。如今，一期6000株青钱柳已长到三四十厘米高，田地里还套种着玉米、秋葵等经济作物。

　　由于妻子残疾，无法外出工作的低收入农户邓林福，每天帮着除草、浇水、修建，一年收入也有1万多元。

　　从三仁乡一路向大柘乡、石练镇行驶，沿线分布着铁皮石斛、菊米等四五个中草药药材基地，串成一条健康产业原材料种植带。县里正计划引入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中草药公司，并发展养生休闲产业。

　　“农民持股的这种方式，首先解决了‘谁来种地’的问题，促进了土地经营规模化，同时增加了村民的工资性、财产性等收入。”常山县委书记叶美锋表示。

　　也就是说，把资本化的农村要素权益还给农民，从而使他们不再是被抛弃的对象，而是成为市场的主体。

　　改革还在深化。农村产业到底如何发展，又怎样带动农民增收，各地依然在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