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4月14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陈宁)春光明媚，万物萌动。在浙江中部三门县松门村，乡村医生陈基海早早登上附近的天堂山。山间贴地而生的蒲公英结出朵朵白色小花，早在《唐本草》中就有记载的蒲公英，在这里和白术、白芍、马鞭草等数百种中草药材比邻而生。

　　3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陈基海常常上山采药。像他这样身怀一技之长，以一种游离在现代医疗体系之外的民间疗法为村民治病的乡村医生，被称为民间郎中。他们遍布浙江城乡、山区和海岛，许多人通过考取相关证书，进入乡镇卫生院或办起了诊所。

　　2013年，省中医药学会组建调研组走村入户，寻访了近120位民间郎中。历经数年寻访所获得的成果——《寻访浙江民间郎中》一书近日出版。

　　在我国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民间郎中，如何细耕中医这块“自留地”、传承民间中药文化?在医疗欠发达地区，他们如何在乡村卫生服务中尽一己之力?

　　顺着这条脉络，记者跟随省中医药学会调研组开始了寻访后的又一次寻访。

　　寻 一剂良药 几许乡愁

　　民间郎中，一度游离在省中医药学会会长肖鲁伟的视线之外。

　　时光回到7年前。肖鲁伟随同省人大调研组到宁波象山实地调研，在石浦渔港，他看见了“近乎消失的一幕”：一座临街的老房子前，一根细绳拴着竹篮从二楼缓缓而下，楼下村民取走竹篮里的几贴膏药，再往里面放上几毛钱，篮子再顺墙而上。

　　细绳的那头，是一位在当地被称为“吊篮阿太”的八旬老人。几十年来，老人就靠着这根细绳和这只竹篮，用祖传的独门良药为村民治病。

　　这个被肖鲁伟认为“富于乡愁意味”的场景，牵出了他对民间郎中的所有好奇心——神农尝百草，在中医药大省浙江，这样的人还有多少?这些源于民间的疗法，在现代医疗飞速发展的今天，是否依然拥有独特的生命力?

　　返回杭州后，肖鲁伟找遍手上所有资料，但他发现，关于浙江民间郎中的历史脉络和数据，近乎为零。

　　“我很想知道，当村庄逐渐出现‘空心化’现象，这些民间郎中怎么生存?”那一年，肖鲁伟一面请各地的中医药学会摸底全省民间郎中的分布情况，一面着手组建调研组。

　　但是过程却不顺利。

　　“作为一名现代中医，为什么要去寻访民间郎中?”这样的疑问，一度困惑着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王晓鸣。

　　这些疑问不无道理。长期生活在基层的民间郎中，几乎游离在医疗体制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有一技之长，却往往因为各种原因而被一纸资格证书挡住了行医之路。

　　“一定要重视民间医药的调查研究、抢救挖掘。”201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的一席话让肖鲁伟决心重拾调研计划。

　　“抢救”二字也打动了王晓鸣。2013年3月，省中医药学会组建了“寻访民间郎中”调研组，带着抢救民间传统中医药的执着，持续近3年的寻访在全省各地逐渐展开。

　　传 搭脉问诊 代代相传

　　“要不是走进那个村子，我以为这样的郎中已经不存在了。”这是寻访过程中王晓鸣常有的感触，她口中“这样的郎中”，是3年寻访途中最鲜活的记忆。

　　“满屋子堆草，满鼻子药香”是陈基海童年最深的记忆。12岁起，他就跟着年逾八旬的奶奶上山采药。奶奶是当地有名的郎中，看了一辈子的病。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陈基海认遍了山里的所有草药，年事已高的奶奶也把看病疗伤的本领传到了父亲手里，后来，父亲又将这项本领传给了自幼便对中草药有着浓厚兴趣的陈基海。

　　年复一年，陈基海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郎中了，在小小的松门村，他用奶奶祖传的油膏救助过因积压性损伤而大出血的木工，看好过从宁波远道而来饱受植皮痛苦的车祸病人。

　　早在2014年就通过自学考取“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的陈基海，已是当地一所学校医务室的校医。医务室门口，慕名而来的求医者每天络绎不绝。除了大年初一，他全年无休。

　　陈基海依然守护着奶奶和父亲行医的初衷，依然坚持上山采药、自制药膏，每贴草药只收很少的钱，每天熟读古书反复领悟药性药理。他从未想过离开松门村，“我想干一辈子的中医，帮助更多的人。”

　　距离三门县近300公里的浙南小城松阳，草药同样让揭朝根守护了一辈子。

　　在有着50年历史的“揭氏草药堂”内，随处可见装满药材的麻袋，70多岁的揭朝根依然保留着“一抓就知道几钱几两”的中医老底子功夫。

　　上世纪80年代，揭朝根是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一方听诊桌、一把手电筒，再加上望闻问切、精通药理，他治好了村里不少人。现在草药堂修了又修，来买药的人换了又换。

　　但从未改变的是揭朝根对中药材精益求精的固执：切药机切出的片剂厚度要精切到毫米；每包草药都要真材实料不能有细末；同种药材要细分阴山阳山，不同的病人对症下药；每天这里卖出上百包药材，每包定价接近成本价……

　　“偏远山区需要这样的医生。”在寻访几位郎中后，调研组成员、省新华医院副主任中医师周旭文发现自己正在做着“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在王晓鸣看来，一代又一代的民间郎中，长年在医疗欠发达地区为十里八乡的求医者搭脉问诊，不仅在乡村卫生服务中尽一己之力，还填补了乡村卫生科普的空白，“这比行医更为重要。”

　　承 留住文化 身体力行

　　调研组发现，一些民间郎中正在凭借一己之力挽救民间中医药文化的历史遗留。

　　天台县街头镇胡酋村，季定乾被当地人称为“铃医传人”。据《黄帝内经》记载，铃医自上古时便已存在。他们因手摇串铃而得名，常年肩背布囊，不避寒暑，游走乡间治病救人。这个几乎被遗忘的群体，曾走出过李时珍、扁鹊、华佗、孙思邈等名医。

　　时至今日，季定乾依然精通铃医专有的语言，掌握着自成一派的治疗方法，他可能是国内所剩不多的几个铃医之一。最近几年，他的忧虑变成了沉重的责任。在调研组离开之前，季定乾正在着手准备将铃医申报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想把30多年来收集的各种验方整理出版，“让铃医这种历史文化永久保留。”

　　在浙江，心怀传承民间中医药文化之志的不只季定乾一人。

　　不久后，一座崭新的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将在新昌县高速入口旁破土动工。1500多种古籍、1000多张处方、3000多件中医器具、有据可查的名医手稿……博物馆主人、民间郎中郑黎明，最近一直在忙着梳理近20年来的私人收藏，未来，它们将在博物馆明亮的橱窗内一一展示。

　　今年，“郑氏中医博物馆”将开门迎客。这座民营博物馆将承担教育基地的功能，郑黎明还将带着这些藏品到全国巡展。“我不愿看到民间中医药文化渐行渐远，我想有我这个责任。”

　　同样在筹备中医药文化博物馆的，还有永嘉县瓯北镇“一济堂”诊所主人刘良海。这位拥有中医诊所、中医药研究院和百草园的民间郎中，已经把民间中医药初步引入了产业链。

　　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刘良海是温州市中医药文化学会会长，祖上三代行医，他选择了继承家业。不久前，他发起了一次“走进大自然，认识中草药”活动，报名参加的学生、老中医深入大山，逐一辨认已经远离城市生活的药材和百草。“我想让大家理解中医，认得百草。”

　　著书、申遗、办博物馆……在寻访途中，这些都已不是新鲜事，民间郎中群体的大多数都正在通过考取相关证书、进入乡镇卫生院、办专科医院等多种“留得下来”的方式，身体力行传承民间中医药文化。

　　而这，正与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发起调研的初衷不谋而合。“我们至少能做到记录，将零散的信息收集保存，传递出去，发挥应有的价值。”王晓鸣说。

　　新 源于民间 回归民间

　　春天的阳光洒在穿城而过的松阳老街上，在这条药香扑鼻的街道两旁，散布着近40家草药铺，“抓草药、配凉茶”是当地人保留至今的传统。

　　松阳县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积极开展中草药基地，建设中医馆，引进培养中医人才，弘扬中医文化”等细则正在逐一列入规划。

　　在民间郎中的努力下，传统中医药创新的步伐也在继续。揭朝根的女儿放弃了城里的工作，回到家里向父亲一心学药，如今，她7岁的女儿也耳濡目染，认得10多种中药材。

　　季定乾的女儿则刚从湖南中医药大学硕士毕业，正在浙江省中医院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不久后，她将成为天台县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一名医生。

　　同样忙碌的还有陈基海，最近，他熟读了今年7月1日即将施行的《中医药法》。这部酝酿了近30年的法规，为陈基海这样的民间郎中开出了“取得中医医师资格”的一扇窗。

　　而这也是令王晓鸣最为欣慰的，“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成为合格的中医师。”近3年的寻访，调研组和这些民间郎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回到杭州后，王晓鸣还在不断地为民间郎中答疑解惑，鼓励他们通过考取证书获得更多资质；周旭文给每个寻访过的民间郎中打了不下四五个电话，反复斟酌采访手稿。全省各地118个寻访点、上千张照片、数百份采访笔记……经过筛选，最后47个故事被写入了《寻访浙江民间郎中》一书。

　　但这，只是民间郎中群体极小的一部分。“我们的工作并没有随之结束，除了继续坚持挖掘走访，就是要思考怎样保护民间郎中、民间中医药文化了。”王晓鸣说。

　　再过几天，天堂山上那些蒲公英的花朵，将在春风中四处飘散。这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它的花瓣随风而动，飘到哪里就把种子带到哪里。

　　民间中医药文化也如蒲公英——顺着历史的脉络而上，中医药文化本就源自民间。岁月更迭，这样的文化仍扎根民间、惠泽民间。

　　江山市大陈乡民间郎中廖其贵在青龙山查看中草药种植情况。

　　松阳民间郎中揭朝根在草药铺为病人看病。 陈建辉 摄

　　新昌民间郎中郑黎明所藏古籍。

　　[记者手记]百草园春意浓

　　那是一间略显局促的草药铺，药铺的主人满头白发，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眼镜，在十几味药材中信手抓来，分量几乎分毫不差——6年前在小城松阳采访，这个手秤药草的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或许，更多这样源自民间的片段将被永久定格——酝酿了30多年的《中医药法》将在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它像一道曙光，照亮了中医药文化传承之路。

　　千百年来，中医恪守整体观念，对外突出天人合一，对内着重身心合一，在强调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尊重生命，以实现颐养天年的目标。当现代医疗飞速发展，当越来越多的疑难杂症被高科技征服，中医药文化依然应该跨越时间与空间，继续为守护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重任之前，唯有传承。

　　传承，是医德之传。医生，为救死扶伤而存在，医德，为奉献与爱而延续。先辈早在数千年前就说过“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仍然有至少15万名民间郎中。远离现代化生活的大多数民间郎中，依然坚持着“一生只做一件事”的质朴与真诚。他们终日与草木为邻，以草药为伴，虽然游离在“职业医师”群体之外，但靠祖传秘方和独门绝技救死扶伤，接诊过不计其数的患者，治愈过许多疑难杂症。

　　传承，是文化之传。据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5》显示，中医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之一。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延续五千年的深邃智慧，联通道与器，串起古与今，融合科学与人文。在大力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医药文化正在走出深闺，走进校园，走回民间。4月8日，我省发布了全国首套小学中医药教材《中医药与健康》，由此，浙江成为首个让中医药文化走进小学校园的省份。

　　传承，是自信之传。当屠呦呦因青蒿素而登上诺奖领奖台，当泳坛名将菲尔普斯的“火罐印”成为奥运赛场外的热点，一种文化自豪感油然而生。这种一脉相承的文化自豪感、文化自信心，应当从新闻上、屏幕上延续至现实生活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相信，中医药传统文化正在迈向更远处。

　　在中药大省浙江，如何让中医药文化发扬光大?省卫计委近日发布《浙江省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我省推进中医药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具体指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规划》提出一系列优化中医药资源配置、提高中医药服务水平的“小目标”，均已走在全国前列。

　　《规划》提出，到2020年，90%的县(市)中医医院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实现县县建有一所公立中医医院，力争100%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8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能提供6类以上中医药技术服务，10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70%以上的村卫生室能提供4类以上中医药技术服务，90%的病人看中医不出县。中医药信息化率达到85%以上……

　　更好的医院卫生院、更便捷的中医药服务……在这些数据的背后，人才，也成为推动我省中医基层化的关键词。

　　诚然，传承中医药文化的路依然很长，如果说《中医药法》是一座里程碑，那么这座“碑”不再只是洋洋洒洒的法规条款，而是一扇窗户，为民间郎中透进走向中医队伍的光亮；它也是一把尺子，丈量着传统中医药文化与现实的距离；它更是一种力量，让我们看得见中医药文化的未来。

　　永嘉县“一济堂”配制的草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