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5月14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张瑾华 通讯员 马正心）就在世界读书日的前一天，著名学者、诗歌评论家江弱水获得了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文学评论家”。

　　江弱水，安徽青阳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浙江大学教授。许多年来，他都是一个样子的：睿智，闲散，洒脱，适度带一点慵懒，一种典型的江南文人形象。前几年他出了一本《赖床》。可是真要是赖在床上，不可能最近又一下子出版了两本书，《湖上吹水录》和《诗的八堂课》。他说自己不爱抛头露面，出了新书也不想面对面地跟读者对话。他自嘲有“公众场合恐惧症”，但在杭州的各种读书会和诗歌活动上，偶尔也能见到他的身影，他似乎更安于自在地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当一名听众，聚光灯不用照到自己才好。

　　他在浙大上文学和文化课。上他的课，如果没有一点知识储备，恐怕就跟不上他在古今中外诗词文赋的海洋里漫游的彪悍节奏。就像他的新作《湖上吹水录》，“吹水”是广东话闲侃的意思，但江弱水的“吹水”可不是普通的聊天，却是一种类似于钱锺书先生的咳唾随风，看似信马由缰，骨子里却有学者的严谨。“吹水”中不乏绝妙好辞，却有理有据。怪不得这位才子型学者会写出批评蒋勋“硬伤”的著名“网红文”《撕扇记》了。

　　比如《湖上吹水录》中他评陶潜：苏东坡赞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 不以去之为高”，但是究其实，是经济原因让他不以求仕为嫌，而政治原因使他终以避世为安。

　　又说辛弃疾的功名心：白居易整天唠叨闲适，可对于辛弃疾来说，却是闲而不适。在辛弃疾那里，“功名”是个关键词，哪怕讲过那么多庄子和陶渊明，“平戎万里”的“功名”这两个字，都横亘在稼轩心头不去。

　　而评论姜白石，他说姜白石是南宋文坛的临水照花人，“他的诗词出具了一份精神病理的临床记录，提供了一个自恋型人格的典型。”

　　跟古代的这些诗人，江弱水是可以和他们谈心、吹水的。但吹起水来，他又有自己的锋芒。

　　“年度批评家”是如何养成的?记者与江弱水有了一次对话——

　　批评需要内行的眼光

　　专业的手段

　　记者：现在的风气，真正的批评好像变少了，有些批评家正在变成表扬家，您觉得批评家该心慈手软还是毫不留情?

　　江弱水：什么才是真正的批评?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评。评《红楼梦》，评《海瑞罢官》，那都是打棍子，扣帽子，绝不心慈手软，绝对毫不留情。但那不是真正的批评，但是却影响了我们对批评的理解，一听到批评两个字就吓坏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了把别人搞死和把自己搞死的代名词。从字源上来说，批是打人巴掌，所以批评也就是对缺点错误进行攻击，但文学批评只是对文本进行分析和评价。中国人过去用的字是品：先品其味，辨其精粗；再品其位，序其高下。列在上品的算是表扬，列在下品的就算贬损了。但前面有一个辨其精粗的过程，一个分析过程。这是需要内行的眼光，专业的手段。这个过程令人信服，才是建设性的批评。否则，无论表扬还是贬斥，都是假的，都不算账。

　　记者：如果面对熟人，您批评得下去吗?

　　江弱水：中国过去的文人结社，不都是为了壮大声势，经常是同道们定期碰头，拿出自己的作品来互相讨论，彼此考镜得失，判断优劣。你这首诗什么地方好，哪里弱了，怎么改?我的这首你们帮着看看，我觉得总有哪里不对劲。这就是正常的批评活动，在批评中共同进步。这种批评生态在现代的确被破坏得很厉害，但据我所知，杭州就有一个《野外》诗社，把这个传统维护得很好，年轻的诗人们定期在一起读自己的新作，互评，都坚持了十多年了。面对熟人，一般来说他会主动要你谈谈对他作品的看法的。我一般是直言不讳。对方接受不接受是另一回事，但也没有因此做不成朋友了的。当然，熟人可以私下提意见，你不告诉人家真实想法，却突然发难，写文章公开说他的不是，那当然不对，做人有问题。所以嘛，给熟人写批评文章总是赞得多，弹得少。有什么缺点已经私下指出过了呀。

　　理想社会应该是人人都无事忙

　　记者：您对阅读哪一类书最有兴趣?这几天在读的书是什么?

　　江弱水：我看书凭兴趣，文史哲三类，哲学书越看越少了，主要是文史。书看得杂，但也有阶段性主题。有一阵子喜欢北魏史，鲜卑、文明太后、崔浩，等等。后来想看日本历史学家怎么看历史，于是读了不少杉山正明、冈田英弘和宫协淳子。这一阵因为读潘天寿，读到明末忠臣和大书家倪元璐，书法、诗、年谱，等等。

　　记者：艺术是闲出来的，但现代人好像都越来越忙了，特别是大都市人，忙碌是一种常态，所以您心目中的适度的慵懒还有现实基础吗?在您看来，文人、艺术家这些精神生产者，是否该有“闲一点”的“特权”?

　　江弱水：我不喜欢“特权”两个字。没有人应该有什么“特权”，包括休闲。适度的慵懒的确要有现实基础。过去几千年，有闲一定得有权、有钱。那是因为生产率低下，人不终日劳作不得休歇。点一个钟头的蜡烛，得花六个小时的劳动，才能制造出那两寸蜡烛，你还想有什么夜生活?托科技文明的褔，现在人工作八小时就足够了。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本杂志记得叫《八小时之外》。但现在的问题是竞争过度。理想社会应该是人人都无事忙，忙着做创造性的艺术。现在你别看文人和艺术家“闲一点”，其实忙得很。闲与忙都是相对的。

　　有些社会议题

　　人人都该有想法有说法

　　记者：现在一些著名作家像您，还有毕飞宇，以前还有王安忆分别在高校讲小说课、诗歌课，你们的身份既是作家也是学者，目前为止，您在高校讲的《诗的八堂课》，能在学生中找到知音吗?

　　江弱水：我跟毕飞宇、王安忆不一样，他们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家，在高校里讲课，是来讲他们的创作心得和阅读经验。他们讲得意外得好，比如毕飞宇的《小说课》，还没有出版时我就从网上收集了六篇发给学生了。讲课对于我来说是职业，随笔写作反而是客串，是玩票。我的《诗的八堂课》，本来就是给学生上课时的讲稿增补润色而成的，学生是不是知音，我也不清楚呀。有可能对某些同学来说，他们会受一些教益，至少懂得怎么去读一首诗吧。

　　记者：作为批评家，您会经常给您的学生一些要读什么，不要读什么的建议吗?现在您的学生跟得上您上课的思路吗?

　　江弱水：上课时我是教师，是学者，不是批评家。上一门课，当然要给学生开书目，基本阅读书目，延伸阅读书目，等等。有一些老师给学生开书目，一开一大堆，很爽的，可是我怕学生读不完，甚至我怀疑老师自己都未必读完了。那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或者叫己所欲，施于人。开列必读书和选读书之外，我会额外加一些任务。比如上唐诗宋词课，我选了一百首诗词，同学们必须背下来，期末要测验的，算作平时成绩。一百首也不算多。也不算少，因为像杜甫的《秋兴》，八首算一首。

　　记者：您觉得书斋型知识分子和社会型知识分子是完全不同的人群吗?作为知识分子您对自己有定位吗?

　　江弱水：纯粹的知识我喜欢，一旦知识成为资本和霸权，我就厌恶，就愤怒。知识分子有必要分成书斋型和社会型两种么?纯粹的书斋里的知识是不是高于社会上历练来的知识?或者相反?估计怎么认为都会有成见在心中吧。

　　我的看法是，有一些社会议题，是人人都应该有想法、有说法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知识分子也是匹夫呀，有责不能只有行动之责，也要有言论之责的。但您说的社会型知识分子是不是现在叫作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的?“公知”是个贬称了，但转念去想，知识分子只应该老老实实呆在书斋里静静做学问是不是?除非我们不存在公共事务，不存在社会话题，否则总要有人发话的，不是从专业立场，而是从公共理性的角度发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