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相制作的绶草标本。

　　浙江在线6月4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章咪佳）2017年6月2日，浙大青年教师原周整个人匍匐在草地上。这片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图书馆门口的小草坪，她很快找到了好几株高出青草七八厘米的绶草，熟练地挖出一株，抖落根部附着的泥土，把它压进一本厚笔记本里。再经过日后多道工序，它会成为永恒的标本。

　　有意思的是，就在草坪东面的图书馆里，正在进行浙大西迁植物标本展览——“归源”。主展区里已经有一株制作完成的绶草标本。它出自70多年前，同样是浙大的一位年轻教师之手。

　　2017年5月21日，浙江大学举行120周年校庆。

　　今天，距离校庆正好过去两周。热闹过后，喧嚣散去，钱报记者重回浙大校园——

　　生命科学学院展出了西迁时期浙大生物系三位植物学教师采集、制作的20多份植物标本。展览名为“归源”，实则它又是西迁时的浙大所秉承的精神，与当下的相遇；

　　一本《求是创新——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画册》，将一张1944年12月16日的《贵州日报》刊登的《尼德汉教授赞扬我科学家——联大浙大不啻牛津剑桥哈佛》，展现在学子们面前，尼德汉就是李约瑟，而从这一则报道后面，我们读到当时浙大的艰难与坚持。

　　走在校园中，一栋教学楼，一根旗杆，玉泉校区背靠的老和山……每一处，都有这所大学在这个时代既往开来的新篇章。

　　我们所见之“物”，其背后，正是浙大120年浸润的精神，它与当下，从未分开，与未来也将如此。

　　炮火声中

　　一株植物这样被制作成标本

　　2014年，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赵云鹏老师在整理标本库的时候，陆续发现了一批制作精良的老标本。

　　标本右下角的标签，标题相同——国立浙江大学生物学系植物标本室。具体信息都由老式打印机一一敲打对应，显示了：植物物种的拉丁学名和植物产地处是“Mei tan，Kweichow”(韦氏拼音)。

　　这是浙大人太熟悉的地点：贵州湄潭。

　　从1937年9月开始，浙大师生从杭州出发，历时两年半、经历四次迁移，最终迁至遵义湄潭办学，直到1946年迁回。

　　标本的标签上，采集人和鉴定人的信息都没有中文名字。在号数这一栏空格，通常有“一个大写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比如H169。

　　按照植物标本采集记录的惯例，赵云鹏推测这个字母可能是采集人姓氏拼音的首字母，数字则是他个人采集标本的序号。

　　浙江大学的植物标本库中，大约保存着10万份植物标本，

　　大约有200份标本，都采集自湄潭。采集人姓氏拼音的信息有：M、H、W。

　　这M、H、W都是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为何一直在采集、制作标本。这些标本，见证了什么样的历史?

　　根据浙江大学植物标本数据库、浙江大学校史，结合国家标本平台数据库、中国植物标本采集史等，这些线索开始有了眉目。

　　赵云鹏考证出来，M、H、W分别是莫熙穆、何天相和吴长春三位老先生。所有标本的采集时间，集中在1942-1946年。

　　莫熙穆和何天相先生，当时先后担任浙大生物系时任植物学主讲教师张肇骞教授的助教。绶草标本的采集人，就是何天相先生，标本上的“T. S. Her”是何天相名字的韦氏拼音。

　　1941年9月，青年何天相来到贵州湄潭，任浙江大学生物系助教。他曾在广西大学农学院植物研究所任职。受张教授指导，何老师前往大瑶山调查和采集标本。

　　在浙大目前保存的200余份西迁植物标本中，存留了约100份何先生采集的标本。

　　在“归源”展上的标本制作工具展区，展示了一批老教授用到的采集、压制标本工具：有麻绳捆扎的木质标本夹、手感粗糙的吸水草纸、泛黄发脆的植物采集记录簿……它们仿佛能清晰地还原出何天相先生当时采集绶草标本时的现场：

　　1942年，那个笔挺的背脊，背着标本夹，看到需要采集的植物，弯下身子挖出来，轻轻放入标本采集箱中。很多时候，采集标本往往要穿梭于山林中，在野外要待上一整天。所有采到的标本都暂时装在采集箱中，当天就要带回驻地或实验室，用吸水草纸和标本夹压制起来。

　　在炮火随时可能砸下来的日子里，时任助教的何天相先生依旧跟着教授们，在湄潭旧校址附近与邻近山区采集植物，压制成标本。

　　如果当时不采集

　　可能错过发现新物种的机会

　　赵云鹏分析过目前已经整理出来的200多份西迁植物标本，从物种来看，这些植物到目前还大多是中国境内比较典型、普遍的植物。

　　为什么一株并没有从自然界灭绝的植物，要不停地采集来制作成植物标本，哪怕是在战火纷飞、食不果腹的逃难年代也不间断?

　　赵云鹏说：“植物标本是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基本素材。植物的拉丁学名不是一个抽象存在，它一定要对应和依附于模式标本。有实物标本，才可能发表正确的植物学名。”

　　很多时候，新物种是从丰富的标本中首先发现的。那些在野外乍看相似的植物，有可能是一个新物种，如果当时没有采集标本，研究者就可能错过了发现新物种的机会。我们国家建国以来植物家底的普查就是通过持续的大规模科学考察、采集和鉴定标本，才基本完成的。

　　如果有丰富的标本，植物学家在一家标本馆就能同时看到一个物种采自各个分布点的标本，而不必要逐个地点实地考察，而且可以考察这种植物形态特征、物候期、地理分布等特征的变异范围。又如果，同一个地点同一个物种有多次采集的标本，研究者可以借此掌握这个物种的丰富度、生境特点，这对环境变化、资源蕴藏量动态、生境和物种保护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是因为浙大具有悠久的植物标本采集传统和丰富的馆藏标本，浙大植物学教师才能主持编写出浙江省3897种植物的大型“字典”——《浙江植物志》等一系列工具书、教材和专著。

　　从教学上讲，植物标本的采集和种类鉴定是植物学的重要学习内容和基本技能。“学生对自然界、对植物世界的认识，首先要通过标本采集、鉴定来认知植物，从而在物种水平上理解生命体的表现形式、存在方式和植物世界的秩序。植物分类的过程是训练系统思维非常有效的方式。”

　　2016年8月，赵云鹏带领浙大学生重走西迁之路，赴贵州湄潭寻访浙大办学旧址。他们走遍了湄潭现存的全部校址，实地考察、推测了湄潭标本可能的采集小地点——观音洞、西来庵、永兴镇等。他们沿着前辈们的足迹，旷隔70年，同地再度采集一批相同物种的标本。

　　1942年，时任浙大青年教师的何天相先生采集的绶草，与2017年，浙大青年教师原周采集的绶草，外观上看几乎是一样的，其实并不是同一个“族群”。通过浙大植物学教师的标本采集，它们以这样的方式重聚，令人感慨万千。

　　对更多的人来讲，这两株将久远地保存在浙大校园的植物，会成为全体浙大人的一种精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