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26”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阐述、提出新要求，强调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明确宣示，是关乎“人民群众的日子过得好不好”的重大民生问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正式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型，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实现了总体小康。总体小康是一个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均衡的小康，面对我国人口众多，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现状，脱贫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2017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殷切期望；在“7·26”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让13亿多人民“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庄严承诺，宣告我国从“先富带后富”到“共同富裕”里程碑式的转变。

　　浙江，作为中国目前贫富差距较小的省份之一，正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样本。贫富差距问题往往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突出，浙江创造性地突破了这一难题，开创了在经济飞跃的同时贫富差距日益缩小的小康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建设“两富”“两美”浙江，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脱贫开发道路，成为全国省区中农民收入最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使群众“一个都不能少”地分享发展成果，高水平谱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崭新篇章。

　　免于生活物质的匮乏

　　——以高标准、均衡性、精准化原则脱贫致富

　　1978年，浙江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正是浙江经济的腾飞期。在这一时期，他提出了“八八战略”，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引领浙江新的发展，自此，富民强省走上新阶段。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浙江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保障人们免于生活物质的匮乏，体现为以高标准、均衡性、精准化原则脱贫致富。

　　第一，率先探索新常态下扶贫开发的高标准体系，确立了从解决温饱到缩小差距的新理念，由底线民生向普惠民生转变。2013年，浙江省启动实施了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2013-2017），根据农民收入增长和扶贫转型的实际将扶贫标准提高到4600元。在高标准的原则指引下，2015年浙江省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贫困现象，成为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

　　第二，均衡性是“一个都不能掉队”的本质要求，浙江将区域均衡、城乡均衡作为扶贫工作重点。一方面，注重区域均衡，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完善“飞地经济”合作机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方式由“经济追赶型”向“功能互补型”转变，运用科技帮扶的方式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新兴产业集群。另一方面，延续习近平同志推广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坚持把扶贫开发有机融入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中，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创新，深化财税支农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农民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共设立国家和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23个，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专项扶贫行动，加大资金、土地等要素投入，使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由2.37缩小到2.07。

　　第三，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精准”为指导，用产业扶贫、搬迁扶贫、金融扶贫、社会扶贫等方式精准扶贫。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中最根本的脱贫措施。衢州以项目为载体，大力发展扶贫重点村特色产业、农家乐产业、光伏小康工程等，逐渐向“产村人”融合、“居业游”共进；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丽水，采取“挖穷根、促集聚、保生态”的搬迁扶贫模式，大幅提升农户搬迁补助，各级财政对整村搬迁群众补助总计不少于人均1.2万元。在金融扶贫方面，结合金融机构供给侧改革，通过信息通讯建设扩大金融服务受益面，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实现覆盖，减小“数字鸿沟”的负面影响；在社会扶贫方面，浙江全省组织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等与扶贫重点村结对帮扶，并发动民营企业的力量，构建全社会合力扶贫的大格局。目前，省级226个单位组成29个帮扶团组，每年帮扶资金达1.5亿元以上。

　　免于精神生活的贫瘠

　　——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两美”浙江

　　在富民大概念中，提高居民收入是促进民生的“可见财富”，而公共文化服务则是民生的“隐形财富”。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浙江提出打造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新理念新目标，摒弃了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的单一指标，深入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将摆脱贫困拓展至精神富足、文化繁荣的多元范畴，构建了从经济到文化、从物质到精神的综合性可持续民富民生发展网络，致力于使每一个群体都能够产生文化认同，获得文化自信。

　　对于城乡居民来说，建设“文化浙江”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从城市到乡村都能均等地享受各种公共文化服务。为此，我省持续加大文化设施建设，为群众提供高水平公共文化服务环境，全省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文化广场全面实行免费开放，通过文化设备配送、文化队伍培育、文化下乡服务等文化工程，提高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品质。全民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涌现出“嘉兴文化馆总分馆”“丽水乡村春晚”等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地方文化品牌。受制于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过去欠发达地区存在着文化价值观相对落后、村民文化活动匮乏等现象。2013年，浙江把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列为当年要办的“十件实事”之一，着力打造农村居民传承地方特色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公共空间。到2016年底，全省已累计建成农村文化礼堂6527个，计划到2020年全省将建成1万个，覆盖80%以上农村人口。以农村文化礼堂为载体，浙江深入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倡导农民读书读报、学习文化与技能，促进农民文化脱贫、精神脱贫。

　　浙江不仅充分发挥文化富民的社会效益，还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撬动”扶贫攻坚的有力支点，帮助欠发达地区增强文化造血功能。在衢州、丽水以及金华西南部的欠发达地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通过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成为现实。各县运用民风民俗与绿色生态环境相结合，助力乡村旅游，涌现出景宁畲族风情、缙云戏剧文化等一大批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项目，并不断拓展文化衍生产品制造业，促进开化根雕、青田石雕等经典产业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凸显特色文化板块优势，逐渐形成特色文化产业集群。

　　免于发展权利的缺失

　　——使低收入居民平等融入社会

　　贫困不仅包括物质与文化的匮乏，还包括发展权利的缺失。要持之以恒地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通过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安排为个人发展提供空间，将民众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与发展权利完整地归还其本人，激发出市民的自强意识与公共精神，促进人的发展与进步。在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下，浙江着力打造公平合理的社会环境，扩大社会成员的财产性收入，尽力消除来自户籍、身份、地域等方面的排斥现象。

　　作为全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先行者，浙江实行了比国家层面更为宽松的户口迁移政策。户籍管理改革试点的不断启动，逐渐打破了以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作为区分的二元户籍结构和由此带来的各种差异化待遇，以制度公平促进农民与市民、乡村与城市之间权利平等。如在异地搬迁扶贫工作中，政府制定了《农民异地搬迁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赋予异地搬迁进城落户人员与城镇居民同等权利，明确异地搬迁进城落户人员在农村所享受的各项权益和待遇不因户口转换而改变，居民可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自由选择相应的城镇居民政策待遇。

　　浙江坚持“保底线”与“促发展”并举，构筑了保障居民生存权利与发展权利的常态机制，体现出使低收入居民“不掉队”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其基本生存权的保障，更在于帮助其在个人发展中获得社会的尊重与自身的尊严。

　　一方面，全省率先推行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挥社会保障兜底线、救急难的功能，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促进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有效衔接。运用本地大数据平台的优势，建立起贫困人口的健康档案，按照致贫类别定制相应的脱贫套餐，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另一方面，在深化改革中打破教育及福利制度壁垒，在欠发达地区积极开展教育与培训等公共服务，通过制度与政策供给提供发展机会，帮助群众获得发展的能力。近年来，针对低收入农户普遍存在劳动技能差、增收渠道少等问题，丽水地区形成了扶贫致富带头人培育的长效机制，打造了“云和师傅”“松阳茶师”等劳务品牌。2016年，“云和师傅”年经济效益达120亿元，缔造了一个朝气蓬勃的“百亿产业”，充分释放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发展的潜能，成为农民创业致富的引领者，激励着农民群众不断增强自身发展的积极性，走上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

　　【作者：陈思宇 单位: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