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0月29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马黎 通讯员 王平 马正心 王柳)在乌镇木心美术馆——“木心的讲述:大英图书馆珍宝展”已经展出了半个月,四件重量级展品都来自大英图书馆的馆藏,它们是我们熟悉的英国及爱尔兰文学、戏剧家的创作手稿——
拜伦勋爵《爱情与黄金》手写稿;
编写《莎士比亚故事集》的作者之一查尔斯·兰姆的书信;
奥斯卡·王尔德戏剧作品《温夫人的扇子》第一幕的打字稿;
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手稿。
手稿之于创作的珍贵,不用多说,在它身上能看到作者当时的想法、情绪,以及纸的折痕,或许还有泪痕,以及那些被删掉的话。
展览将持续到2018年1月14日。记者独家专访了大英图书馆收藏及策展部主管克里斯蒂安·詹森(Kristian Jensen),揭秘手稿背后的故事,以及手稿之于文学创作意义。
王尔德手稿——
作家催生了专业打字员
记者:我们从手稿的模样、结构、修改方式中能得到一些什么信息?
詹森:以王尔德的为例,这份其实不是手稿,而是打字稿。在打字稿出来之前,他先手写了很多版本,等他认为作品逐渐成型了,才送到打字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熟悉打字行这个概念,从前有人专门以在打字机上打字为生。打出来后,作品看起来才比较像样儿。打字员在敲出每个字的同时,还给了剧本一个正式的结构。
试想一下,当年王尔德看到这件藏品时的情形,这是他第一次以剧本的形式看到自己的作品,因此他的阅读体验也和之前不同。然后他在打字稿上反复修改,动动这里,改改那里,这样的过程前后有很多次。
很多时候,艺术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文思泉涌,信手拈来;背后往往有大量的辛勤付出。写作是非常艰苦的过程,他们需要坐在桌前,花很长时间推敲措辞、用字、结构。
而王尔德的这部手稿不仅展示了创作过程,也体现了社会交流的一面。作品的诞生除了作家本人,还有兢兢业业的打字员。这算得上一种正式的合作,他得付给打字员酬劳。那么,作家创作的过程就有了社会性的元素。
我相信这就是展示手稿的重要性之一,人们看到的是创作中的文学,而非最终的成品。我希望这对现在的作家起到激励作用。一个人在创作的时候难免会想,这比谁谁谁写的差远了。但你的作品不好的原因是你在上面花的功夫还不够。我相信,看到名著的手稿或许能够帮助并鼓励他人继续写下去。
伍尔夫手稿——
现代人的解读,不是她本意
记者:几件手稿的平均年龄在150岁以上。其中三部在20世纪初就被翻译到了中国。100年过去了,对英国读者和世界读者来说,意义有了哪些变化?
詹森:变化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以非常亲密的角度记录了女主人公生命中的一天,她是一位资深政治家的妻子。伍尔夫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希望表达的是女性的主观能动性,这对于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而现代人读伍尔夫的作品,多半从明确的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这并不是她最初的意图。这些元素当然都在伍尔夫的书中出现,但不是她主要的考虑。
《达洛维夫人》不是伍尔夫最难读的书,但她也绝不是通俗易懂的作家。我相信现在的读者读伍尔夫会更费劲一些,这不仅是语言的问题,还因为我们对现代文学的期望变了。你必须花大块时间专心地来读这本书,而不是看几页就放下,然后再捡起来,这样你会失去它的流畅性。这部小说讲述的是24小时内发生的故事,必须要连贯地读完才行。
现在的人大多习惯读简短的文字,注意力集中时间也很短。这部小说发生在24小时之内。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比你现在还要年轻些,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这是一种不同的阅读体验。现在大多数人会觉得花两天时间读一本书几乎是不可能的。“碎片阅读”正在改变我们对书的理解,把我们和书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
兰姆手稿——
他过时了,但在那个时代他很重要
记者:兰姆改编的莎士比亚版本最初在1903年就部分性被译为文言文,通过他的手稿我们能看到什么?
詹森:据我了解,这是莎士比亚在中国流行起来的开端。
现代人把莎士比亚搬上舞台时,不再顾忌他作品的无政府主义,甚至会进一步放大这些元素,语言上也更加肆意大胆。莎士比亚不容易读懂,但人们不会因此望而却步。所以兰姆的改编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就显得奇怪:因为他对莎士比亚的修改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截然相反。这也体现了我们如何透过文学看到时代的变迁。
兰姆的创作不仅展示了当时的读者如何被莎士比亚的作品冒犯,也揭示了现代人阅读莎士比亚的方式和当时读者的不同。我们刻意给莎士比亚的戏剧披上现代的外衣,或者改编到另外一个时代,而且这一趋势仍会延续下去。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不理解兰姆的方式,他的作品在当代英国也不再重要,但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去展示这样一段过去。它能促使我们停下来思考:或许我们的价值观在一百年之后也会显得奇怪。这点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也很重要——那就是我们不再阅读一些19世纪非常重要的作家。这次选择兰姆,我把它看做一次小小的“抗议”,我们了解19世纪的英国文学史。你或许不喜欢兰姆,但他在那个时代的确很重要。
记者:时代变了,语境变了,人们对这些作品熟悉的程度也变了。有什么是不变的吗?
詹森:唯一不变的是成型的作品始终在那里供我们欣赏和品味。
如果你读拜伦或者王尔德,你很可能同时从两种角度去读。一方面,王尔德的作品生动有趣,他总是禁不住制造笑点;另一方面,王尔德的创作年代是19世纪80年代,笑料都是对社会、对当时人们的讽刺。
因此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阅读,一种是简单地作为读者,享受阅读的过程;另一种是秉着反思精神,试图了解自我之外的人和事。
感谢徐泊、朱琳、沈艳梅,以及乌镇景区、木心美术馆对本次报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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