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春风与悦读之名，我们第六次相约。

　　浙江在线4月15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张瑾华 通讯员 马正心 ）2018年3月4日，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指导，钱江晚报、浙江省新华书店共同主办的阅读盛会——2018博库·全民阅读周刊春风图书势力榜暨春风悦读盛典正式启动。

　　火车站、地铁站、大型商场、校园、书店、咖啡馆……一个多月过后，“春风”已将对阅读的爱与关注带到了杭城的各个角落。

　　4月10日，记者还前往杭州爱康温馨家园养老中心，在了解过“资深读者”们的阅读偏好与习惯之后，精心挑选，向老人们赠出了名列“好书60”书单上，以历史、传统文化读物，人物传记等种类为主的60册图书。

　　在一周后的4月21日，春风悦读盛典将聚集国内知名作家、资深出版人、文化界名流在杭州举行一场大聚会——推出贯穿2017全年的春风图书势力榜并颁出八大奖项。

　　最终的大奖得主尚待下周揭晓，但在今天，由春风图书势力榜七大评委——格非、李洱、程永新、江弱水、毛尖、路内、蒋方舟——及浙江省新华书店共同评选而出的提名奖名单已经新鲜出炉。

　　名列提名榜单上的19部作品，均得到了评委的青睐，为之投出了珍贵的选票。

　　我们观察到春风评论家奖提名奖得主毕飞宇、张定浩对小说这一文学体裁鞭辟入里的阐述，也从金翻译家奖提名者的作品中，读到截然不同的四个时空：奴隶制尚未废除的美国、二战后的日本与欧洲、新世纪的大都市、以及让人琢磨不透的未来。

　　同时，我们也看到70后作家的崛起：17部由一位作家独立完成的作品中，有7部来自70后。提名奖得主中最年长的白先勇先生，已越耄耋之年；年轻的《飞行家》作者双雪涛和《温柔之歌》作者蕾拉·斯利玛尼，均是80后。

　　19部作品，气质迥异，体现了2017年写作者们丰富、驳杂的气象。那么，究竟是哪些特质，让名列提名榜单上的19部作品得以脱颖而出？

　　罗新，宁肯，刘庆……

　　历史与日常，他们有更多的写法

　　提名奖的19部作品，无论是哪类写作，不少作者将笔力聚焦于现实。

　　●早在3月份“好书60”书单亮相之时，评委格非就观察到今年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之一：对“社会、历史及日常生活的细致考察和关注”。

　　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所著的《从大都到上都》，罗新用行走的方式去书写历史——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从元朝时的大都位置，步行抵达当时的上都。步行距离：四百五十公里。

　　“我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吗？我所研究的那个遥远迷蒙的中国，和眼下这个常常令我大惑不解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怀着这样的疑问，罗新踏上古道，同时将这段旅途与博大的中国历史对照，同个人记忆和个人阅读史勾连。

　　于是，“我行得良友，夜宿健德门”这样的诗词，“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幸上都”这样的历史记载，和“每次旅行都是朝圣”这样国外旅行家的格言，相继被读出更为深远的意味。

　　罗新也将挤满汽车的公路和立交桥下的自拍诚实地收录：《从大都到上都》就这样将东与西、古与今编织成一束。

　　●同样是在北京开启一部书的写作，小说家宁肯的非虚构作品《中关村笔记》得到了评委李洱的盛赞：“用气势磅礴的笔触将经济发展过程中鲜活的人物记录。”

　　《中关村笔记》因选取如柳传志、王选、冯康、吴甘沙、冯军、程维等不同时代成就卓著的19位中关村代表人物，有了叙事的广度，又因自上世纪中期始的时间范围，获得了对“中国硅谷”观察的纵深。

　　“我已彻底忘掉了小说，成了一个记录者、沉思者。穿行于中关村的高楼大厦，离开熟悉的自己，见各种各样的人，写从未写过的文字。”去年6月，两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得主宁肯在受记者采访时这样回答。

　　这些“从未写过的文字”揭开了萦绕在科技企业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身旁的“迷雾”，让读者能够清晰见到芯片与软件背后，血肉丰满的“中关村人”。

　　●评委程永新从刘庆的《唇典》中读到了大东北的磅礴，也读到并驾齐驱的两条线——

　　一条关于历史的线，将东北上世纪上半叶充满磨难与抗争的历史充满想象力地表达；另一条关于灵魂的线，则向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萨满”精神文化抒情、致敬。

　　将两者连接，刘庆希望能为东北这片土地擦亮一点记忆：“萨满口口相传的说唱穿透了历史和时光，才让历史的文脉绵延，在今天得以整理和流传。这种“唇典”超越了口述历史，是一种精神的动力和源泉。”

　　刘庆在创作《唇典》的过程中做了非常深入的史料研究，反复细读、考察后，他对东北近代历史和萨满传统的认知，有时会让他求教的专家都感到惊讶。

　　●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温柔之歌》开篇，倒叙故事的“终曲”，是保姆杀害孩子的沉痛表达。

　　去年8月接受钱报记者专访时，译者袁筱一感慨于斯利玛尼叙事的犀利：“几乎是一笔带过，却又句句都在痛点上：阶级、文化、种族，或许还有性别。”

　　涉及个体生死的社会新闻，最近一年在国内时有发生。今年3月，应邀作客清华大学的斯利玛尼说，她更加注重人物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女性是如何来理解社会对女性的这些要求？她们为此而感到有哪些痛苦？我更希望了解社会与女性之间的冲突。”

　　《温柔之歌》塑造的保姆与女主人形象，对这些发生在女性身上的冲突与痛苦采用了克制、冷峻的表达，但斯利玛尼也同时强调“共情”的重要：“比如一位女性不想一直当妈妈，或者不希望有暴力的性关系……人们会认为这些想法是不道德的。”

　　斯利玛尼的目的是，不管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有什么样的思想，读者仍然能够感到同情，在她们的身上能够找到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