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数字经济总量为27.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2.9%，同年房地产业占比为6.5%。

　　站在活力迸发的数字经济新时代，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支付等技术基础为代表的互联网，与制造业、零售业等影响经济脉搏的实体经济，如何融合发展，有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则是当下最为关键的命题。

　　三大迹象表明了什么

　　当前中国经济虽保持6.5%左右中高速增长，但它已经跟以往增长模式明显不同，通过历年相关数据比较分析，或许可以判断中国经济正逐步进入存量经济主导的阶段。

　　迹象一：“人不动了”

　　2011年以来，全国农民工增长逐年回落，近两年虽有回升，但力度不大，年均增速已经从2011年的4.4%降至2017年的1.8%。

　　从2012年起，全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了345万，之后每年都在减少，2017年流动人口数量同比减少100万，客流量是除2003年非典之外首次下降，这些数据都意味着劳动力的流动性下降。

　　迹象二：“钱难赚了”

　　2013年以来，我国工业品销量增速逐步下滑，工业品需求逐渐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态势，难以再出现较大增长空间。

　　工业利润的结构性不均衡逐渐显现，全国工业41个行业有11个行业亏损，主要集中于竞争激烈的传统产业和小微企业。

　　以服装行业为例，从2012年起零售销量增速呈现出持续滑落态势，纺织服装、服饰业的税前利润率5年间下滑了0.6个百分点。可见，竞争类行业利润下降。

　　迹象三：“效率低了”

　　从投资效率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效应在下降。尽管投资规模仍然很大，但并不对应着相应的资本形成，两者缺口扩大。

　　比如，2007年全国投资效果系数37.0%，即1元钱固定资产投资产出0.37元GDP，而2017年投资系数仅为12.9%，即1元钱固定资产投资仅产出0.129元GDP，已经属于较低水平。

　　近两年来虽然房地产的销售额创历史新高，但投资增速回升幅度不大，尤其这些年来煤炭、钢铁、水泥等大宗商品产量基本上都在走平甚至是负增长，意味着房地产投资高增长不可持续。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很大可能进入存量经济主导的阶段，增量空间逐步被压缩。

　　在过去30多年的增量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除了大量招聘中西部农民工之外，更得益于引进发达国家的实用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从而形成最优要素配置及其较好绩效，浙江当然也不例外。

　　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在存量经济时代并没有优势，从全球经济发展的实例来看，期间产业内部分化、区域经济分化将愈演愈烈。

　　过去是趋势性机会，现在是结构性机会，数字经济或将就是撬动存量时代高质量增长的一个支点。

　　“数字经济+浙江制造”成支点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数字化转型倡议》中指出，10年内，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有望带来超过100万亿美元的产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浙江在工业化后期迎来了数字化浪潮，面临着追赶工业化进程、同步数字化机遇的双重历史任务和严峻挑战。

　　如何使得“数字经济+浙江制造”成为我省撬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支点，成为当前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首先，中央有要求。纵观近年来我国政府报告的内容，2015年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2016年又谈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2017年则第一次写上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

　　后续，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目标，无疑将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017年对我国GDP贡献率达55%，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攀升。

　　其次，浙江有需求。从发展阶段而言，我省数字经济是在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发展阶段起步的，工业化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用工业化的办法难以解决，譬如边际效率递减、生产成本日益抬升等。

　　数字经济强调范围经济，其依据是在资源共享条件下，多品种协调和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会带来经济效益。它的本质是信息的增长，通过信息的获取和处理应对“多样性”的挑战，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从居民消费能力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现代城市居民的生活观念随着收入提升而发生较大改变，智能马桶盖、AR眼镜等等，越来越多人有能力也有实力为更好的产品消费。

　　从相关产业发展来看，2017年我省信息经济核心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2.8%，稳居全省八大万亿产业之首，省内部分城市已经有较好的转型基础。例如杭州在全球前100的区域创新集群中排名85，在计算机技术等领域发展较好，PCT专利数量已占整个地区的16.9%。

　　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美国康奈尔大学等发布《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再次，实践有基础。从要素资源来看，近年我省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高新人才数量逐年增加，有望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人口素质红利。

　　从政府实践来看，浙江明确提出，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充分发挥浙江信息经济、“互联网+”的先发优势，以数据整合和共享为切入点，大力发展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

　　当前，浙江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4年超万亿，“三新经济”对于GDP贡献率达37.1%。从市场角度来看，浙江率先推进“十万企业上云”行动，加快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17年我省数字经济融合规模居全国第4，累计已上云企业达到近18万家。

　　在资源要素制约日渐严重，中美贸易争端短期内难以根本性缓和，以“舶来知识”为主的技术效益边际递减的情况下，“数字经济+浙江制造”是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果用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所说的，“今天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可能即将回归霸主地位，基础仍然是欧洲的生产和金融模式”来形容浙江前三十多年的发展，那么他在《未来简史》里所阐述的“这个世界的变化速度比以往更快，我们已被海量的数据、想法所淹没，人类正在逐渐将手中的权力移交给自由市场、群众智能和外部算法”，可能会是浙江经济未来的发展状况。

　　（作者单位：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