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8月2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李月红）据日本共同社8月19日报道，随着明年5月1日日本天皇的更替，日本民众可能会迎来一个更富有“民族特色”的新年号，取材的对象可能包括日本古典作品《古事记》、《日本书纪》等等。

　　少为人知的是，在之前的1300年中，日本共有248个年号，它们的主要出典来自我国传统经典作品：四书五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

　　所谓“年号”是历代帝王纪年的名号。中国的年号创建于汉朝，公元前140年，即汉武帝登基第二年，定年号为建元元年。从此，中国各朝代都一直沿用年号。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近邻。日本天皇年号的使用，便是从唐朝输入的一种政治制度。公元701年，文武天皇即位，他颁布《仪制令》规定：“凡公文纪年，皆用年号。”自此，历代天皇相继制定了自己的年号。1979年，日本再度发布《年号法》，明确将天皇年号法制化，目前日本是东亚唯一仍然使用年号的国家。

　　日本的第一个年号就是学习唐朝律令制度的“大化改新”中产生的“大化”。即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尚书·大诰》中的“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和《汉书·董仲舒传》中的“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无一人之狱矣。”

　　前者又名《吕览》，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与其门客所撰；后者为东汉历史学家班固之作。这两句中的“大化”，意即“伟大的教化”，都是指君主的教化职能。

　　《尚书·大诰》的一句是讲“我以伟大的教化去引领邻国的君主。”《汉书·董仲舒传》的一句是讲“万民受到伟大的教化之后，天下已无狱讼。”

　　这两句所讲到的“大化”分别是指君主对内和对外的教化职能，其表现显然是儒家思想对君主职能的认识。

　　由于年号的祈佑、象征作用，要求年号出典必须极具权威性。在此后的1300年中，日本只在早期使用过诸如 “神龟”“宝龟”“嘉祥”等祥瑞的年号。从771年以后，所有年号都基本从儒家经典中找到出典。

　　以江户时代为例，从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到1868年明治维新的，日本共用了36个年号，均出自中国古籍：

　　庆长：出典《毛诗注疏》，“文王功德深厚，故福庆延长也。”

　　元和：出典《易经》，“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宽永：出典：《毛诗·朱氏注》 “宽广，永长。”

　　正保：出典《尚书正义》，“先正保街，佐我烈祖，格于皇天。”

　　再比如，近代天皇的这些年号：

　　明治(1868年——1911年)：出自《周易·说卦》》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大正(1911年——1925年)：出自《易经》中“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另外可见《唐书》《后汉书》；

　　昭和（(1926年——1988年)）：出自《尚书·尧典》：》“周离旧邦，其命维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这个年号从1925年到1989年，一共存在了64年，是日本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年号。

　　平成：出自《史记·五帝本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取其“内外、天地都能够平和、成功”之意。

　　有学者曾做过统计，自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号以来，一千三百多年间，日本天皇年号的总数为248个，这些年号大约出自于106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

　　日本天皇年号出自典籍最多的是《尚书》，达37次；其次是《周易》，达27次；再次是《诗经》，达15次。

　　此外，如《礼记》、《孝经》、《周礼》等典籍也都产生出日本天皇的年号。

　　中国古籍以这样的方式“出海”，走进日本天皇家，并延续1300年之久。这恰是邻国对对中国传统文化最高的礼遇。

　　对今人而言，阅读传统经典并不过时。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揭示了当代读者阅读的弊端：当代读者与传统经典的代沟差距让他们望而却步，阅读趣味仅限于同时代作家所写之作，这导致谙熟古典作品的大师随时代的流转而渐行渐远。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阅读观。对于身处不同时代的读者而言，从传统经典中都可以找到启发当下境遇的知识况味。最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怎样读经典》中，笔者不妨列举数条观点，眺望那些经典距离我们。

　　比如，《周易》。学者姜广辉认为，《周易》看似占筮之书，但其实讲述的是“境遇”与“境界”的关系问题。

　　在他看来，每一卦象征一种境遇，在各种不同的境遇下，人应该具备什么德行，追求什么境界？所谓“境遇”，包含生存的环境和发展的机遇。

　　人生无不在境遇中，境遇各种各样，有顺境，也有逆境。对待各种境遇，应该有怎样的境界？其实“境界”并不是某种玄虚的精神，而是处理不同境遇问题所表现的最佳的人生态度。

　　再比如，《尚书》。今天，我们的口头禅“我的天！”，对“老天爷”的重视意识，这一最早的记载便见于《尚书》之中。

　　它里面所反映的是崇重“敬畏”的人生态度。真正的敬畏，应该是来自，“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

　　由此，《尚书》中所反映敬畏“天命”，实则为敬畏人心的“德行”。这给今人的启示是：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应继承和弘扬“协和万邦”的优良传统，在国际关系上树立道德大国的形象。

　　你看，经典古籍之于今人，恰如“内平外成”：今天的我们需要继续学习经典训练，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在邻国日本，向中国唐朝学习的这样东西，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还在实行。在经典中，求教古人，叩问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