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谢高华，浙江衢州人。改革开放初期任义乌县委书记期间，在全国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试水经济体制改革，是义乌改革的开拓者和义乌市场发展的奠基人。

　　我今年88岁了，从1949年6月被选为村农民协会委员起，我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让我们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富起来。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当年工作过的义乌经过历届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6.6万元和3.3万元，多年位列全国第一，人均储蓄额、每万人汽车拥有量等12项指标位列全省第一。百姓从贫穷走向了富裕，这是让我最欣慰、最高兴的事。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我心想事成、梦想成真。

　　回想1982年5月，组织上把我从衢州市（县级市）市委书记任上交流到义乌县任县委书记。“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就是当年义乌的真实写照，义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是“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到了大年三十，许多义乌人却出门在冰天雪地里走街串巷做生意，并经常露宿街头。除了“穷”，当时的我对义乌真是一无所知。

　　我调到义乌工作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推行，义乌的稠城镇和廿三里镇已经自发形成了小商品市场。

　　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一连数月，随着调查越深入，我越觉得在人均耕地很少的义乌，农民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从事小商品经营以积累生产资金、贴补生活，实在是件好事。于是，我根据调查得出的结论，在一次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提出了看法：“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一大优势……就拿鸡毛换糖来说吧，义乌货郎走南闯北，千辛万苦，一家一户地去用糖换鸡毛、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用以制作日用工艺品；差的用作传统肥料，提高粮食产量；收购的鸡内金出售给医药公司做药品。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 当时干部群众议论纷纷，反响强烈，有人高兴，有人担心。

　　我心里预感到实现义乌农民脱贫致富的梦想有了突破口。

　　五个月后，我们以“稠城镇小百货市场”之名，开放了义乌小商品市场。事情虽在朝着我设想的方向发展，但是说心里不打鼓、不担心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一路在“拓荒”，朝着不曾有人涉足的领域前行。小商品市场开放后，农民要进城、要经商的愿望更加强烈，这在过去的观念看是“弃农经商”，小商品加工经营户雇用帮手是“资本家雇工剥削”，是绝不允许的；许多小商品经营者往返于义乌和上海、北京、广东甚至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之间， 这又是“长途贩运”，一直都被视为禁区；个体经商兴起，与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了竞争；在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有些人悄悄地把责任田转包给了他人……新情况、新问题随着 “新决定”井喷式地出现。

　　开弓没有回头箭，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做出了“四个允许”的决定：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生产队同意下将承包的口粮田、责任田自愿转包给劳力强的户；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生产需要的时候经过批准雇用三至五个学徒或帮手；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按合同交足集体以后，将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继续卖给国家，也可以向市场出售；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后，长途运销自己的产品。一年后，县委又进一步概括明确了“四个允许”内容，即“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这“四个允许”推出后，给农民勤劳致富吃了“定心丸”，解除了义乌农民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束缚，涌现出了一大批敢想、敢干、肯吃苦的能人，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兴商建县”，有了一定的底子，还要在宏观战略上定个调子，让义乌的商品经济在正确的轨道上继续稳步地走下去。在阅读了许多国内外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料后，我又学习借鉴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尤其是受日本“贸易立国”战略的启发，从1983年起，我在不同场合的会议上曾多次提出“以商兴县”“贸易兴县”的区域经济发展设想。1984年10月，我在全县区乡党委书记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兴商建县”（后改为“兴商建市”）的区域发展战略，指出要“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县”。“兴商建县”发展战略口号提出后，义乌人民非常兴奋——县委为义乌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 ，生意可以做了，可以通过做生意富起来了。

　　令我十分欣慰的是，在我调离后，义乌历届党委、政府始终坚持“兴商建市”发展战略，咬定青山（市场）不放松，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一个朝气蓬勃、 欣欣向荣的义乌正展示在世人面前。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实现了我的“富民梦”，我很庆幸自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追梦人。今后，愿义乌人民更加富裕，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口述人：刘殿魁，浙江安吉人。在江南运河长湖申线安吉至上海跑船四十七年，见证了中国大运河浙江段的时代变迁。

　　京杭大运河流经湖州，穿越千年， 流淌至今。每天，数千艘运货的船在运河上跑，对于船上的人来说，船就是家，河就是路。四十七年来，我以船为家，撑船为生，从开水泥“蛋壳船”到开集装箱“内河航母”，从跑单帮“运石子”到河海联运“运箱子”，见证了湖州跨入全国亿吨大港行列、创建全国首个内河水运转型发展示范区的历史时刻，亲历了内河水运的转型发展。

　　我叫刘殿魁，今年六十二岁， 常年在安吉川达21号内河集装箱船上跑长湖申航道安吉至上海段。这段航程270公里，往返一趟需四五天。我船上的相册里珍藏着一张张老照片，这些照片见证了我们家这四十多年的风雨航程。

　　黄金水道长湖申线，又称塘运河，具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位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城市密集的江南水网地区，西起湖州长兴的小浦镇，东至上海西泖河口，与苏申外港线相接，在江苏平望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全长143.2公里，其中湖州段75.1公里。江南运河在平望分成东、中、西三条线，东线是经过嘉兴境内的最早的京杭古运河，中线就是现在常说的京杭大运河，西线也就是长湖申线，这三条线在余杭塘栖汇合进入杭州。

　　四十年前，长湖申航道处于自然状态，船舶通航100吨以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老乡们出门“谋生路”的想法多起来，加上湖州周边上海、杭州等城市有许多基础设施开始兴建，运河上一派忙忙碌碌的景象，年运量比之前增长了许多。

　　在这股时代浪潮中，我萌生了去闯一闯，改变自己贫穷日子的想法。1984年，我和妻子辞掉船队上的工作，东筹西借了3000元，买了条40吨的二手水泥船，改造成一艘水泥挂桨机船，从本地装运黄沙、砾石到上海，赚到了第一桶金。

　　那个年代，长湖申航道船多、弯多、桥多、浅滩多、河道窄，堵航是那时的常态。当时，我的水泥船小、易碎，被称为“蛋壳船”。船上设施也很简陋，驾驶室与生活舱连为一体，船顶用帆布盖着，遮风挡雨；与其他的船交会时，或是妻子站在船头手摇着旗子，或是我按喇叭鸣笛、闪烁红绿舷灯发出信号。

　　最要命的是，堵航时间长了，码头货物告急，建筑工程告急，周围的“船老大”、船员和我一样，心急如焚！航道一有空隙，相互争抢，再次堵得严严实实，而且挂桨机船冒出的浓烟，把人熏成“包公脸”。遇上洪汛期，长湖申线湖州老市区河水闸关闭，上游长兴、安吉航运中断，有时一停船就是一个月。等开闸通航后，流经闸孔的河水湍急，我好几次开挂桨机船过闸时被急流逼退或冲跑，真是惊险！

　　像这样惊心动魄的险情，我和妻子遭遇了无数次，那时开船全靠经验和胆量。四年后，我一狠心卖掉了水泥船，卖船的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和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钱，凑足7万多元， 新建造了一艘80吨钢质双机挂桨机船，它的动力和抗碰撞性能比水泥 “蛋壳船”强多了。一路开去，引来跑船同行的啧啧称赞。

　　钢质挂桨机船在当时就像电视机、录音机一样时髦，只有国营航运公司才拥有少量的钢质挂桨机船，个体船户都是开水泥挂桨机船，我是全县第一个淘汰更换的。真的没有想到，这次鼓足勇气换船，使我抓住了商机。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上海浦东大规模开发，掀起了建设高潮，建筑材料需求剧增，这给水运业带来了勃勃生机。湖州装货到上海的船，还没等卸货，等在码头上的包工老板就迫不及待地把钱扔到船上，生怕这船货被人抢走。

　　在如此繁忙的业务下，原来80吨的钢质挂桨机船已不够用了，我又建造了一艘150吨的钢质双机挂桨机船，替代原先小吨位挂桨机船，开始跑单帮，自己装运黄沙、石子卖，一趟货可赚上三四千元，一年收入最少10万元。从那以后，我一发不可收，赚了钱就想换船。这四十年间，我在我们县是换船最早、频率最高的。

　　2009年，湖州港跨入全国亿吨港行列，安吉川达集装箱码头建成。安吉是“中国美丽竹乡”，竹制品外贸集装箱生成量非常大，水运集装箱发展的美好前景让我非常心动，于是我果断转型：拿出3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加入安吉川达船务公司，并把散货船改装成集装箱船，就这样，我从“运石子”转向了“运箱子”，一年纯收入有30多万元。数年间，我们这支集装箱运河大军不断扩编，成为江南运河长湖申航道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湖州也成为全国首个、目前唯一一个内河水运转型发展示范区。

　　过去有一句老话：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过去，我们常年漂泊在江河上，既艰苦又寂寞。三个儿女从小随船，干活时，不得不用笼头绳把孩子绑在船上。现在，我们船上冬暖夏凉，有一个客厅两间卧室，厨房卫浴样样齐全，算得上是一套完整的“公寓房”。

　　每当船进入城市，两岸高楼林立、灯光璀璨，江面上大小船只来回穿梭，景色美不胜收。我们一家人会站在船头，从江上的视角欣赏繁华都市夜景，自拍留影，定格美丽瞬间。这些高楼大厦的建材都是船家们一船船运来的，如今这些高楼已变成了城市的新地标和改革开放亮丽的名片，我们也无比自豪！因船而生，因水而兴，我们一家早已离不开这条江南运河，更舍不得这片青山绿水。

　　口述人：毕华，意大利人。2006年至今担任横店集团欧洲分公司总经理。2010年9月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对经济增长和国家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以及我的个人生活。

　　1963年我出生于意大利。来中国前，我和我的妻子、十七岁的儿子住在米兰附近。2007年1月，出于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对中国发展前景的看好，我决定接受横店集团的邀请，在意大利米兰创建横店集团欧洲公司。目前，我是横店集团欧洲分公司总经理。

　　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是在1992年。它至今让我印象深刻，因为那一次我真正地接触到古老的中华文化。所到之处都能见到真诚的笑容，还有造型独特的建筑、绚烂的灯光和鲜艳的色彩。我还记得从杭州坐车到横店花了差不多五个小时，道路不太好，尽管如此，我却感觉很舒服，并且这种感觉让我克服了一切困难。

　　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开始成为现实，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也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这段时间。 那时走在街上，你可以感受到中国老百姓普遍的热情以及他们对持续变革和改革的意愿和支持。

　　中国是个乐于接受和了解多样性的地方。尤其是在浙江，有很多积极的能量和和谐的力量。我喜欢引用利玛窦关于友谊的一句格言，他说：“友谊的稳定性在生活不稳定时最能受到检验和考验。”当我回顾我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与浙江的关系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几乎所有我收到和给予的东西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友谊的影响，所以除了为中国经济和社会进步作出努力外， 我还尽力在此过程中与中国建立真挚的友谊。

　　我坚信，东西方应该更好地相互了解、加强对话，克服双方仍然存在的许多刻板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尽我所能邀请名人访问中国和组织会议。过去我计划组织一些大型会议或邀请足球明星和电影导演到浙江时，有些人说，“哦，这是不可能的！”“这太复杂了，需要很长时间。”“你做不到。”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你能够真诚待人，而不是专注于短期回报，实际上你可以成功地一一实现。

　　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是，著名意大利足球运动员罗伯托·巴乔在2015年对杭州和横店的访问。罗伯托为人行事低调，不太喜欢现身参加活动。我不得不承认，我花了好长时间说服他和我一起到杭州和横店。可以肯定的是，有几个因素对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我建议一起参观浙江省残疾人体育训练指导中心，特别是亲自鼓励当地盲人足球队球员。该中心位于杭州市西湖区，主要目的是帮助残疾人进行一些体育活动，培养优秀的残疾人体育人才。第二个因素是我对横店集团在社会工作方面做的相关解释，所以罗伯托想亲自在横店见到集团创始人和总裁，感谢他们为改善整个社区作出的贡献。

　　我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终身学习者。这意味着首先要谦虚，不论年龄、职业和社会地位如何，我都愿意向他请教。其次，我乐于与我的团队和同事分享知识和经验。我们所有人，包括个人和组织都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旧的答案经常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足以应对新的挑战。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意识到这一点尤其重要。

　　我对横店有着极大的敬意，现在我仍然对它的发展十分看好。我可以预测它和浙江的光明前景。横店，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影视城，以它的摄影棚和现代化服务，现在可以每年吸引逾千万游客，这简直不可思议。横店和整个浙江的进步和变化都很快。我个人比较喜欢横店这样的小城镇，而不是在拥挤的城市里生活。也许这是因为我在意大利也不住大城市。小城镇有许多自己的优点：经济适用的住宿，人流少，交通不拥堵，社区亲密，美味佳肴遍地，更容易结交朋友……当然也有一些缺点，特别是在教育、文化活动、购物等方面和城市相比没有那么便利。但就横店而言，由于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正在减弱。现在我甚至可以在那里找到正宗的比萨和咖啡。浙江已经是一个美丽而发达的省份，而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这里安家落户。

　　与四十年前相比，现在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发现，中国人民始终抱着谦逊的态度，团结在一起，不断迎接新的挑战、解决新的问题。我相信，未来中国将更大程度地实现和分享改革开放红利，使人民享受更美好的全球化生活。

　　口述人：黄勤，祖籍浙江杭州。2010-2016年任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经济领事，是法国驻华使领馆第一位华人领事。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也刚刚过完四十岁生日。可以说，我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长大的那一代人。从十五岁离开祖国去法国读书，到十三年前毅然决定回国，我一直在追随我的梦想：做中法友谊的一座小桥梁。

　　我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个企业家家庭，从小跟随父母在青田长大。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家开起了刺绣作坊，专门做被套、枕头、床单上的绣花，从最初的手工绣花到使用机器绣花，后来又接触到了服装，因此我们家也成了当地第一批“万元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兴起了一波到国外求学经商的“出国潮”。爸爸妈妈也随着这波潮流去了法国，妈妈依旧从事服装生意，爸爸在餐厅工作。回想起来，他们出国后的情景与当年热播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几乎如出一辙，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1990年，爸爸妈妈把我和妹妹接到了法国。到法国的第五年，我考上了巴黎六大，一直读到硕士毕业。后来，我进入了世界500强飞利浦荷兰跨国集团驻巴黎公司工作。这期间，我的生活在不断改善，我的心底常常渴望多获知一些来自祖国的消息，想知道祖国发生了哪些变化，想知道我们的朋友、家人都好不好，也会想着，或许我们会回来。

　　2005年是中法文化年。我先生随他的博士生导师、巴黎六大副校长布鲁诺·里乌到中国访问。他们访问的其中一站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其间结识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周云峰先生。访问结束时，周云峰先生向我先生发出了邀请，希望他来武汉建一座急救中心。那一年，我和我先生都正值而立之年，报效祖国、学以致用一直是我们内心的强烈愿望。医院的建设，祖国的召唤，任务重大，使命光荣，机会难得。我的先生决定回国工作，我也随即辞去了在法国优厚待遇的工作，一起回到了中国。

　　从十五岁那年去法国到随先生回国， 我心底一直藏有一个梦想：希望能为中法交流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或许是上天眷顾，很快我就得到了在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工作的机会。儿子刚满月，我就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工作状态。在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文化处任文化专员助理，对我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我第一次领略到外交的魅力，得益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还记得那是个周末，时任法国驻华大使高毅、法国建筑大师岚明来武汉访问，在与时任武汉市市长会见时，我担任临时翻译。从此我开始努力学习外交理论，实践外交方法，探索外交秘诀。

　　2006年，我有机会真正参与和见证中法两国外交史上的重大时刻，全程参与了希拉克总统武汉之行的筹备和实施工作。四个月的筹备收获了成功,希拉克对武汉之行给予了高度评价，法国媒体从多角度详细报道了总统的武汉之行，并专题集中介绍武汉市。

　　以希拉克总统的成功访问为契机，武汉与法国的合作交流进入了新阶段。之后，为加强经济工作，法国驻华大使馆专设武汉经济处，并向全球征聘经济副领事，历经数轮笔试和面试，最终我被确定为经济副领事。由此，我成为法国驻华使领馆第一位华人领事。我的人生转折由此开启，很幸运地成为促进中法友好合作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通过这些年的外交工作，我对“外交”的含义和本质也有了新的理解。真正的外交应当是“人的交往、理解和合作”的外交，其本质是和平友好的外交，是沟通协作的外交。

　　得益于改革开放，我能够到发达国家深造、学习；得益于改革开放，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中法关系的发展和合作交流的进程，为中法友谊贡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时代造就了我，也成就了我。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就是我的前半生，我相信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中国在一路向前，我也在开创人生新的篇章。

　　（文字整理：何建农，张士晨，周雨顺。缩编李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