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份，记者在华盖山寓所对高忠勋进行采访。

　　浙江在线7月13日讯（浙江在线编辑 叶小西）记者从有关方面获得证实，温州市政协原主席高忠勋于7月12日下午3时56分因病逝世，享年87岁。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18日（周二）上午6时30分，在温州市殡仪馆6号厅举行。

　　高忠勋，1931年出生，祖籍湖州，籍贯上海。

　　1983年任丽水地区地委副书记。

　　1986年担任温州市委副书记，同时担任温州改革开放试验区工作小组组长。

　　1988年任温州市委副书记、温州市常务副市长。

　　1993年到温州市政协担任主席，温州市关工委顾问，市慈善总会顾问。

　　他不仅是温州的老领导，也是一位老报人。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初，曾任浙江日报温州记者站站长。1960年2月至1962月3月，曾任温州日报（当时为浙南大众报）副总编辑。

　　据杭州市原副市长胡万里老先生回忆，高忠勋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谦虚、谨慎、踏实。“我们在温州记者站一起共事过一段时间，经常一起下乡采访，就新闻业务的讨论，小到一个新闻标题和导语，大到通讯稿件的采写，都可以交流很久的时间。”胡万里说。

高忠勋向记者展示他多年收集的报章文字。

　　高忠勋担任温州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期间，正是上世纪80年代至邓小平南巡谈话前的那些年，可谓是“温州最艰难的岁月”。

　　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温州日报记者沈绍真曾与这位老领导面对面做过一则访谈。

高忠勋年轻时的留影

　　在温州最艰难的岁月里

　　——访市政协原主席高忠勋

　　因为背负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骂名，因为温州模式“姓资姓社”争论不休，又因为在温州试验区问题上存在分歧……上世纪80年代至邓小平南巡谈话前的那些年，是温州市委压力最大、领导最难当的时期。

　　而此间，又恰是温州的多事之秋。先是1988年的杭州火烧温州鞋事件；1990年，又有国务院出面严查柳市低压电器事件。

　　高忠勋当时正担任温州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他对那段生活自然有着深刻的记忆。

　　柳市低压电器：打假还是假打？

　　他记得清楚，那是1990年夏日的一天，刘锡荣书记对他说：老高，七部委工作组来了，省检查组也来了，你带市里的工作组去吧……

　　事情的源起是这样的，1989年底国家技术监督局等部门对乐清低压电器进行调查，发现了很多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就此下发《通知》，指出“近几年来，无证、伪劣产品流入市场，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危害很大，必须坚决制止”，文件中还使用了措辞严厉的“责成”等字样，要求予以整治。

　　当年柳市这场风波的声威之大、来势之猛已可略见一斑。

　　当时因为一直有温州搞资本主义道路的说法，而一些“假冒伪劣”的柳市低压电器刚好授人以柄，因此省委省政府很重视，1990年7月由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翁礼华为组长的省检查组来到温州，之后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质量监督司司长董述山为组长的国务院七部局联合工作组也于抵达温州。

　　8月23日上午，国务院七部局联合工作组乘飞机到达温州，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严厉查处、打击生产销售无证、假冒、伪劣产品活动……在贯彻落实国办《通知》上，温州市委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地方党委当然要不折不扣执行上级指示精神；但另方面却又不能不以民生为念，要考虑老百姓吃饭问题，考虑本地经济发展。

　　温州市委确定的方针是把查处打击和疏导扶植结合起来，通过打击查处将柳市低压电器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而握有尚方宝剑的七部委工作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要坚决取缔，决不能再让柳市电器“祸国殃民”了，这样在工作思路、方式上的分歧碰撞就在所难免。

　　高忠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任温州市打假领导小组组长的，这个组长自然不好当。

　　有关工作迅速展开，1990年6月14日乐清县召开班子扩大会议。刘锡荣在会上要求大家把《通知》看成是国家对温州工作的关怀与支持……我们要变压力为动力，使柳市经济走上正规……

　　8月24日又有报道说：认真贯彻省府电话会议精神，温州打击无证、伪劣产品再作部署。报道说：昨日下午，市委、市府举行汇报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锡荣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国务院七部委专题汇报温州贯彻执行国办《通知》精神，查处、打击生产、销售无证，假冒伪劣产品活动情况……

　　在这些公开大会的动作后面，一系列协调、部署会议也在紧张地进行。

　　高忠勋说，此间的一些事是他难以忘怀的。在一次省市县区联席会议上，七部委工作组一位领导十分严厉地说：你们乐清的低压电器是在挖天安门的墙角！……农民也能搞高科技？你们是在不顾人家生命的基础上发财赚钱！

　　刘锡荣说：“农民本来握锄头柄种地的，现在能做低压电器了，也是一大进步……”这被七部委工作组一位负责人说成是“假打”的典型言论，并就此提出温州是“打假还是假打”的责问。

　　七部委工作组与省市县区参加的联席会议不欢而散。七部委工作组还要求直接召开省委省政府领导联席会议，反映当前柳市打假问题，后来有几次开会时他们干脆叫市县的同志都“回避”了。

　　然而，温州市委领导发展经济的决心没有动摇，对群众参与的温州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坚信不移。在省检查组的支持下，高忠勋为组长的工作组始终坚持“打击、堵截、疏导、扶持”八字方针，很好地落实了“把查处打击和疏导扶植结合起来”的方针，在“真打”和“真扶”上做了大量工作。如在水陆两方面严查偷运无证伪劣产品出境，把大街小巷数百家个体、手工作坊集中到“乐清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由原供销社改建）等……同年8月份，开展了一次大规模公开销毁假冒伪劣产品活动，压路机连续碾轧伪劣产品好几个小时，围观群众人山人海，极大地扩大了打假声势。

　　在扶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如举办电器生产培训学校，建立电器检测中心等，同时还开展申请补发低压电器生产许可证工作。此外，为切实解决提高产品质量银触点问题，在省政府柴松岳副省长和中行行长陈慕华支持下，还争取到了每年一吨的白银指标。

　　高忠勋说，这当中的工作是大量的，那段时间除参加市委常委会和处理市里一些重大事情外，他都一直待在乐清。

　　就这样，柳市打假打出了一个温州的支柱产业。

　　当年12月1日至3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谢绍明受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委托，到乐清柳市视察整治情况。他在柳市考察了一个又一个工厂，对陪同的省检查组组长翁礼华赞不绝口地说“你们的整顿工作做得很好，有些企业比军工企业管理得还要好”。

　　“乌纱帽挈手里”

　　高忠勋说，1989年后的一段时间是温州压力最大、最为艰难的时期。当时甚至有“温州的政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说法。

　　迫于形势，当时省里主要领导曾提出要温州撤消“温州试验区”。另外又因有人向中央写信将温州描述得一团黑，高层领导批示后，中央三次派人来温调查，温州模式几度处于命悬一线的局面。

　　在此情势下，温州怎么办？

　　高忠勋说，当时温州市委领导班子对温州模式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市委书记董朝才明确表示温州试验区是中央定的，不能撤，要继续试下去。在书记办公议上，大家也都表示说：只要经济发展了，老百姓富起来了，我们的乌纱帽挈手里，你要拿就拿走好了。叫我们把温州的民营经济打下去的事是不做的，温州已经有柳市“八大王”的教训了。

　　当然，大家也一致意识到，温州在发展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要切实解决好。

　　高忠勋是1986年调任温州市委副书记的。他回忆说，那时温州模式正起步不久，群众起来了，但我们的法律法规还没能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作为市委决策层的一员，这一时期他参与了许多推动温州模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当时市委主要领导都分头下基层蹲点调研。随后在1988年8月、10月、11月，温州先后出台了《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私营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和《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规定》等重要的地方性法规文件，这些在全国都是最早的，对温州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高忠勋回忆说，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个新生事物，送到省里后，省工商部门认为企业性质一栏上不好填。市委向省委汇报，后经省长出面协调，最后省工商部门在“企业性质”一栏后面用括弧加上“集体性质”四字，予以变通解决。

　　低调的退休生活

　　高忠勋祖籍湖州，父母在上海工作生活多年。解放初期，高忠勋在杭州读书，作为一名追求进步的青年，高中快毕业时，在老师引导下，他响应号召参加了浙江干校招考，之后在景宁、丽水机关任职；1960年至1962年，曾任《浙南大众报》副总编辑，后又调任云和县县长、丽水地委副书记。1986年调温州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3年担任温州市八届政协主席，1998年任满后退休。

　　（来源：温州新闻客户端、温州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