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杭州8月6日讯 (浙江在线特约记者 晓嘉)中国首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二十二》,将在8月14日上映。
《二十二》的导演郭柯是一位80后,2012年,他开始接触“慰安妇”题材时,中国内地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仅有32位,2014年人数减少到了22位,这也是《二十二》名字的由来。3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减至9。他很清楚,这个数字终会成为0。
据公开材料记载,日军侵华战争中,被强征为性奴隶的中国女性至少20万人。几十年来,有无数关于“慰安妇”幸存者的影像资料、书籍、照片……但这部电影有点不一样。郭柯以看待祖辈的眼光,向这样一群老人,投去关注与自己的目送,也留下了自己对历史的记录。
中国“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8月14日上映
独家专访导演郭柯,他会每年去看她们,记着她们说的——
这世界这么好,现在我都没想死
“如果这是我奶奶,我会要求她们回答这些血淋淋的问题吗?”
正是导演郭柯的这句话,《二十二》中那些幸存者平淡生活的展现,在某些人的眼里,或许被认为“缺少冲突、无聊”。
然而,正是郭柯坚持展现她们的平淡,而不是在镜头前逼迫她们撕开已经结了几十年的疤痕,成就了不一样的《二十二》。
郭柯说,这不是一部贩卖磨难和眼泪的电影。
“慰安妇”这个词意味着苦难的历史,意味着黑暗与绝望,甚至耻辱。可是,在导演郭柯眼中,“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们是可爱的祖辈,是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之后,仍然可以微笑着说“这世界真好”的平静老人。
在纪录片拍摄后期,“慰安妇”幸存者研究机构在浙江金华又找到了一位幸存老人,郭柯曾试着与老人取得联系,可老人不愿被打扰。郭柯尊重了老人的意愿。
不管究竟还有多少幸存者,他们都在与时间赛跑,“慰安妇”终将变为只以文字和影像留存下去的历史。
郭柯只希望,观众记住她们的面孔和姓名。
把老人当亲人,拍摄就有了分寸
2012年,一则报道改变了80后导演郭柯的人生轨迹。
做了十几年副导演的他,偶然间看到一篇介绍“慰安妇”韦绍兰老人的文章——《一个慰安妇生下的日本孩子》:1944年,20岁的韦绍兰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3个月后艰难逃离慰安所,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曾经吃药,想自杀,但没死成。儿子罗善学现今已70多岁,母子相依为命,罗善学一生未婚,因为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
在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者苏智良教授的帮助下,郭柯顺利地找到了韦绍兰老人,并拍摄了纪录短片《三十二》。
刚接触这个题材时,郭柯说自己也想“打捞历史”,想让老人们痛说悲惨。
2012年拍《三十二》时,在韦绍兰老人说到痛苦处,比他年长五岁的摄影师默然关了机器。“我开始还没意识到什么,催着方言翻译者继续为我解释老人的话,还让摄影师把机器打开。那时的我,暴露出了魔鬼的一面。”
但是拍完之后,郭柯背过身去大哭了一场。
“我为什么会这样?老人这么信任我,为什么我要让她回忆那些让她痛苦的事情?就为了镜头需要的那种表现力,这样去对一个老人,哪怕你拍出一个再牛的片子,你的心不会痛吗?”
当时,摄影师走过来,轻轻拍了拍他。“从此,我再也没有这样主动地去问过她们那时的细节、感受。”他说,正因如此,韦绍兰上坟时痛哭的片段最终没有被郭柯剪到片中,而在2014年,再拍《二十二》时,整部影片只剩下温和平淡。
电影还未上映,批评之声已充斥在郭柯的耳中——片子里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乏味”的镜头,看不出历史的“大风大浪”。
郭柯承认,自己也曾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去刻意地设计“情节”,让电影更加跌宕好看?“老人就像小孩,她们跟你熟了后会听你的话,你可以引导她们做你镜头里想呈现的事,可是有没有必要呢?无聊不就是她们的真实状态吗,为什么要假装热闹?”
改变了心态后,郭柯不再那么“功利”了:“每天就像玩一样,陪着她们,电影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心里,装载着与她们每天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把这些老人当做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
32099个名字,留在片尾
《三十二》拍完后,眼见着老人们迅速地离世,计划拍摄《二十二》的郭柯仍然没有找到投资,心里着急了。
2014年5月,我一定会让《二十二》按我要求的配置组建好并准时开机,没有任何人和事能阻止我!
我妈刚才打电话给我,说可以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在《二十二》开拍之前,郭柯发了这样的朋友圈。
这个时候,演员张歆艺伸出了援助之手。她与郭柯只是在剧组有过合作、并无深交。张歆艺借给郭柯100万元,留下一句话:“快去拍吧,不然老人就不在了。”
随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郭柯走了5省29个地区,完成了22位“慰安妇”老人的拍摄。
2015年10月,《二十二》拿到公映许可证,成为国内首部获准公映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可是,郭柯在带着影片走了一圈电影节后,也没有找到宣发费用可以让影片上映。
一筹莫展之际,2016年,韩国电影《鬼乡》的大热,间接地让《二十二》迎来了转机。
“慰安妇”题材的韩国电影《鬼乡》2016年2月24日在韩国上映,打败好莱坞大片《死侍》和《疯狂动物城》,占据了票房冠军榜首位置,成为话题之作。该电影剧本2002年即已写完,因无钱一直停滞不前,最终靠着75000人的众筹,影片才得以拍摄,而为了感谢这些观众,片尾打出了75000个人的名单。这个长长的名单震动了郭柯,也让他想到了“众筹”这个办法。
就这样,《二十二》靠着32099人次众筹筹集到了100万元,除去电影后期制作费用20万元后,剩余的80万元就成为这部电影宣发活动所有的资金来源。
这32099个人的名字,也被留在了纪录片的片尾,“要放10多分钟。”
不请老人来看,但会去看她们
在郭柯最初的想象中,这是一群活在痛苦中永远抬不起头的老人,是时刻都在哭诉抗议的孤苦老人。接触后,他发现她们就是普通的老人:“性格开朗的会喜欢聊天,内向的会比较寡言,开心时会哼起歌来。事情已经过去了70年,要想活着,就不会永远停留在以前。”
郭柯说,就像97岁的韦绍兰老人在受了这么多苦后,仍然说:“这世界这么好,现在我都没想死,这世界红红火火的……”
老人的生活态度,也在改变着郭柯,“很多人问我下一步打算做什么,我说不着急。”
郭柯说,《二十二》公映后,所有票房将全部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管理,用于那些老人未来的生活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他不会靠这个项目赚一分钱。
未来,他也不会再拍摄这个题材的纪录片了。虽然有人建议继续跟拍下去,例如老人的葬礼。
每当一位老人离世,郭柯就会在纪录片片尾处,给老人的名字加个框。可到后来,老人走得太快了,他甚至来不及加框。
“我不会道德绑架,让别人一定要来看这部电影,也不会被别人绑架。”郭柯说,自己情感已经表达充分,“我现在会做的,就是每年都去看望她们。”
影片上映后,郭柯也不会请这些老人来看电影。
2015年初,电影刚刚拍完时,郭柯曾带着电脑给老人和他们的家人播放过。“有个别人看到她们自己的镜头,很伤心,哭了,所以不会再特意让她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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