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8月11日讯 两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蓬勃发展，海外贸易空前繁盛。杭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名副其实的起点。

　　两宋杭州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享“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之美誉。南宋时期丝绸产业重心南移，杭州一跃成为全国丝织产业中心，中外商贾云集，店铺鳞次栉比，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丝绸天城”。指南针的广泛运用和造船技术的发展，使得杭州百舸争流、万舶云集，杭州湾“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成为一颗璀璨的海上丝路明珠。

　　在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机遇下，杭州更应把握机会，弘扬中国丝绸文化，振兴中国丝绸文创产业，打造属于杭州的世界名片。

　　两宋丝府 年产数十万匹丝绸

　　杭州素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而“丝绸之府”真正确立的时间则是在两宋时期。回顾杭州丝绸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47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吴越国80余载，杭州“闭关而修蚕织”，积极发展蚕桑，设立了最早的官营丝织机构。

　　唐代以后，中原地区丝织业开始衰落，全国丝绸产业的重心向杭州等南方地区倾斜，民间丝织业十分发达，杭州逐渐成为全国丝织业的中心。至道元年（995年），北宋王朝在杭州设置“织务”。按惯例，官营织造机构只在京城设立，朝廷第一次设立地方性的官营织造机构，表明杭州已经成为全国蚕桑丝绸生产的主要区域。《咸淳临安志》记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杭州及其所属九县的夏税为：纳绢95831匹，绸4486匹，绫5334匹，绵54000两。

　　南宋定都杭州后，杭州丝绸更是盛极一时，设绫锦院、文思院、染院等织造机构，雇工数千、织机数百，全国丝织行业的能工巧匠都聚集杭州，民间私营机坊也有长足发展。杭州城内呈现“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和“都民女士，罗绮如云”的盛况，所产丝织品有绫、锦、绢、罗、纱、绸等10多个品种。据《东坡奏议》记载，仅在元丰四年（1081年），杭州“合发和买绢达二十三万一千匹”，可见杭州民间丝绸生产之盛。

　　丝绸产业的发达，带来丝绸贸易的繁荣。朝廷回赠大量精美丝织品给外国使节，民间商人将无数华美的丝绢通过商船运往海外。北宋年间，杭州城内有名气的106家商铺中，就有28家与丝绸有关，占据总数的26.4%。1185年，“有唐锦十端，唐绫、绢、罗等百十端等运往日本”，献给日本的白河天皇。杭州丝绸贸易之兴盛程度可见一斑。

《咸淳临安志》浙江（钱塘江）。

　　一条丝路 连接四海通向全球

　　杭州地处杭嘉湖平原，境内钱塘江、太湖两大水系与省内多个水系相连，河流众多，河网密集，经过开拓疏浚，形成了便捷的内河航运。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作为水运大动脉的最南端，南北货物聚集杭州，内河运输盛况空前。

　　内河航运往来不息，海外贸易一派繁荣，杭州成为两宋国内外贸易和货运的枢纽。自五代钱镠据两浙建吴越国，钱塘江中罗刹石凿平后，航路畅通，外国商船往来不绝。苏东坡在杭州时，曾见外国商人和使者频繁来到杭州，“朝贡踵接”，商队庞大以致“两浙骚然”。除了日本、朝鲜半岛外, 杭州还与大食（今阿拉伯）、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渤泥（今文莱达鲁萨兰国）、三佛齐（今大巽他群岛）、湿婆（今印度）、丹流眉（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洛坤附近）、真腊（今柬埔寨）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范围从东北亚、东南亚、印度洋直至阿拉伯地区，最远到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

　　两宋杭州港口蓬勃发展，得益于当时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宋代航海指南针已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同时国内造船业迅猛发展。杭州的造船基地位于荐桥口外和东青口外的东北角，所造船舶载重量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梦粱录》中记载：“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从杭州出发的商船可直接行驶到波斯湾，船舶质量能够承载长途航行，还能给沿岸国家带去更多的货物。

　　宋代，无论在海塘整修、河道疏浚、市舶司馆驿增设，还是船舶制造、航海水平上都有突出的成就。这些为杭州港成为国际贸易大港创造了良好条件。

　　杭州在南宋成了首都，对周围城市有辐射作用，带动了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如当时的宁波叫作明州，由于杭州成为首都，明州的城市规模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杭州丝绸产业的发达，丝绸贸易的兴盛，加之朝廷对海外贸易的提倡，促进了杭州丝绸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北向朝鲜半岛，东往日本，南与南洋诸国，通向全球，享誉世界。

蕃货大量进入杭州。

　　一座天城 海纳百川汇聚万物

　　为增加财政收入，采购进口商品，管理海外贸易，宋代杭州相继设立了两浙路市舶司、杭州市舶司（临安市舶务）和澉浦市舶场。同一城市设置过三级市舶机构，纵观两宋300余年历史，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如此，端拱二年（989年）朝廷还规定：“自今商旅出海外藩国贩易者, 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全国各地出海的商船都必须向设在杭州的两浙市舶司办理手续，足见在当时全国海外贸易中杭州所占之重要地位。

　　据《乾道临安志》记载，临安市舶务起初设在城东南的保安门（候潮门的北面）外诸家桥之南。后来，移到城北的梅家桥（今体育场路梅登高桥附近）的北面。富家巨室在市舶司附近的白洋湖（今体育馆一带），“起造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租给都城店铺及客商寄放货物之用。市舶司的设立，为两宋杭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创造了良好条件。

　　两宋朝廷非常重视杭州的海外贸易。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开宝四年（917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州、明州置司。凡大食、暹逻（今泰国）、阇婆、占城、渤泥、麻逸（今菲律宾）、三佛齐……并通贸易。以金、银、缗线、铅、锡、杂色锦、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等物。”宋高宗一再强调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计。”

　　杭州建设了大量的官驿和仓库，给外商在生活上提供一切方便，如浙江亭、同文馆、邮亭驿、怀远驿、仁和馆等；外商到达杭州时，市舶机构以“妓乐”迎送，准许坐轿或乘马，由当地主要官员接见；中外商船出海时，市舶机构还送酒食、设宴饯行。凡市舶司官员能使市舶收入增加，就受到升官的奖励；反之，使市舶亏损，则要受降职处分。这些措施对奖励招徕外商来杭州贸易起了很大作用。

　　市舶司和杭州当地政府共同管理，外国商人常年在杭州的居住地，称“蕃坊”。钱塘江边凤凰山上，绿荫丛中建有一座座高庭广院，“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穷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此外，在羊坝头、新四三桥均有外国舶商的居住地，城东崇新门内荐桥附近多住犹太人、基督教徒之富族；荐桥以西为回回人所居，俗称“八间楼”。法国历史学家贾克·谢和耐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中记载：“1126年随北宋从开封南迁的犹太人，从中亚、印度来的回教徒，另外有叙利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中山中路的凤凰寺和河坊街的羊汤饭店最受外商青睐，他们经常光顾这里，是宋代外商在杭州生活的写照。

　　总而言之，两宋杭州作为南北贸易和货运的交通枢纽，是全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作为丝绸生产和集散的重要城市，是海外贸易的集中转运港和重要口岸，最大的对外贸易城市之一，是海上丝绸之路名副其实的起点。

　　“千里迢迢来杭州，半为西湖半为绸。”丝绸，是杭州不可或缺的金名片。两宋陆上丝绸之路已经完全湮废，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唯一渠道。两宋以丝绸为媒介，全球商品货物在杭州进行贸易交换，一方面促使社会经济空前发展，百姓生活富足；另一方面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将世界的文化带到中国。

　　杭州，一个曾被马可·波罗称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一个曾经在西方人眼中代表中国的城市，一个见证了古老丝绸之路风云变化的城市，一个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对外贸易的城市，在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机遇下，更应把握机会，顺势而为，弘扬中国丝绸文化，振兴中国丝绸文创产业，打造属于杭州的别具韵味的世界名片。  

　　（作者系浙江省丝绸文化研究会会长、万事利集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