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是中央确定的“基层减负年”。围绕中央精神，我省出台《整治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切实减轻基层负担的 若干意见》，各地各部门落实情况如何？减负举措的效果好不好？一线干部们的感受深不深？从4月8日开始，浙江在线推出“我在基层看减负”栏目，记者陆续从全省各地发回报道，讲述他们在基层的所见所闻。

　　浙江在线温州4月1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李鹏 通讯员 张洁）4月10日下午16时许，潮湿的海风吹拂温州洞头列岛。在主岛北边只有0.74平方公里面积的花岗村内，驻村第一书记兼农村指导员吴维玲正忙着和投资商商谈“花岗驿站”民宿项目的事儿；距离她大约200米的一户村民家中，村务助理赵春仿拿着本子记下老人接下来的“代办”需求；此时在村口，又来下村走访的街道干部沈莎丽趁着停车空档，抓紧给自己联系的旅游项目负责人打了个电话……这是记者所见的三位海岛小村女干部的即时工作状态，眼下，她们正“轻装上阵”投入乡村振兴。

　　可在一年多以前，情况跟现在并不一样。趁着工作间隙，浙江在线记者同她们聊起了“减负”感受和小村的新变。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以前我的手机最多有64个APP和公众号，有的部门还会硬性规定下载量，达不到要通报扣分。”赵春仿说，“我们村里老人多，很多都没有智能手机，这些任务很难完成。”

　　变化始于去年3月。当时，洞头区启动基层减负综合改革工作，向机构牌子多、职责事项多、工作台账多、政务APP多、上墙制度多、考核督查多、创建评比多等“七多”问题“开刀”，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清单外事权需备案才能入。据介绍，当地共排查出各类政务APP和公众号64个，只有6个可以推广；基层工作台账由原来的54项减少为16项；硬性指标排名从去年15个减少至8个。

　　见记者在采访，吴维玲和沈莎丽也参与进来。吴维玲是温州一家国企的副总经理，2017年被下派挂职的她亲历了花岗村“减负”前后的变化。“前年刚下村时，以为村子小，事情简单。可没想到应付台账、会议等竟能耗掉一半精力。”吴维玲说，没过多久，“减负”措施出台，这些“折腾人”的事情少了许多。省出的时间，她可以走访村民，主动对接企业合作，争取部门政策资金支持。

　　沈莎丽与吴维玲有同感。作为街道组织委员，沈莎丽长期从事组织工作：“很想参与到项目一线锻炼自己，可总是抽不出时间。”如今“减负”后，她主动参与到投资1500万元的“彩虹湾植物迷乐园”项目，在一线协调解决问题，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当地就业。

　　村里新变化，村民最有发言权。采访中，61岁的老党员庄克华告诉记者，现在村务助理不用整天坐班“搞台账”，村民有了随叫随到的“代办员”和“服务员”；第一书记也能全身心拼发展，村庄发展的“火车头”动力更足；街道干部下村更频繁，村里项目遇到问题现场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