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杭州7月15日讯(浙江在线记者/陈铖 编辑/胡芸)近日，由工商总局牵头研究，并将在年底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消保实施条例》)正在系统内征求意见。《消保实施条例(征求意见)》中，最受注目的是第二条: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这引发了职业打假人和业内人士的关注。有担忧称，这将从立法层面否定知假买假和职业打假的合法性。

　　1993年10月，第一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问世。两年之后，22岁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12副假冒索尼耳机，并依法获得赔偿，从此“一打成名”，并走上职业打假道路。一个以打假为职业的打假“江湖”开始崛起。

　　随着法制不断健全，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惩罚力度不断加大，职业打假人也从全国各地不断涌现，人数剧增。

　　杭州的打假“江湖”

　　老孙很忙，也比较谨慎。记者辗转多方联系，终于见到了他。

　　干这一行的人，都有一个被假货困扰一怒之下走上“职业”道路的故事，老孙不例外。

　　“2013年我买了一辆国产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油耗很高，超出了商家介绍的好几倍，去4S店沟通检修了多次也没解决。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结果买到这样的车，气不过，开始维权。”经过与4S店长达几个月的“拉锯战”，老孙成功的把已经开了1万多公里的车退了，拿到了全额退款。

　　几次打假之后，他拿着以前从事销售工作攒起来的钱，把打假当成了职业。

　　老孙说他一般不出手，出手就是“大手笔”。“法律规定过期食品最高按照十倍赔付，欺诈行为最高三倍赔付，所以我有时候一买就要买几万，甚至是十几万的有问题的商品，不然不划算。”

　　“这个行业其实门槛也不低，要熟悉了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投诉举报甚至诉讼的流程，每个细节都要环环相扣，不然本钱回不来还会被商家企业反诉。”老孙说。

　　和老孙一起与记者见面的另外一位职业打假人表示，老孙如今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了，常常和王海这样的“业界大佬”交流经验。

　　“不是所有案子都能拿到赔偿，再算上前期跑腿，买假货的时间金钱成本，一年能赚四五十万吧。”老孙坦言，这几年通过打假的确赚了一些钱，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走到最后一步，都是以市场监督部门调解为主。“一般拿个一倍两倍也就差不多了，不然把造假售假的厂商逼急了，我们也不好过。有时候一旦进入诉讼程序，过程很漫长，要占用大量资金。”

　　老孙介绍，职业打假流动性很大，哪里有线索就往哪里跑。“杭州地区现在专职打假的，大概有两三百人，其中杭州本地人也就二三十个，大部分是外地的。干这行要挑地方，有些地区地方保护比较严重，不容易拿到赔偿，人也就少一些。”

　　杭州市市场监管局稽查大队有关负责人表示，“一是经济发达，商品种类丰富;二是法治状况好，获赔概率高。所以杭州、上海、南京这样的城市，职业打假人数量比较多。”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据南京中院发布消息称，2015年全年职业打假人提起的维权诉讼占了全部案件的近6成。

　　职业打假将遇重创?

　　近日，一则消息引发了职业打假人和业内人士的关注。

　　日前，由工商总局牵头研究，并将在年底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消保实施条例》)正在系统内征求意见。《消保实施条例(征求意见)》中，最受注目的是第二条: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有担忧称，这将从立法层面否定知假买假和职业打假的合法性。

　　业内人士认为，《食品安全法》、新《消法》修订等法律的实施，给一些动机不纯的职业打假、索赔人钻了空子，通过职业化、专业化、团队化的方式来投诉举报、诉讼，最终从中牟利。

　　“消法保护的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职业打假人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目的是“打假”、“索赔”，很显然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将职业打假行为排除在消法保护的范畴是没有问题的。”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霄燕律师表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不容易区分一个人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目的是为生活消费还是职业打假。另一方面，从客观上来讲，职业打假行为的存在有利于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会长河山教授表示，即将出台的《消保实施条例》尚处于内部征求意见阶段。“目前还有争议，最后出台会怎么样，还不一定。”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起草人的河山教授，也曾知假买假，“以身试法”。1996年他在北京以不到30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两幅“徐悲鸿”画作，随后起诉了商户，并获得了赔偿。

　　“消法提出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一是制裁造假售假者，维护消费者权益，二是运用经济杠杆作用，动员消费者打假。”河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职业打假人是《消法》培育的消费者，这一人群的出现是《消法》实施的必然。

　　对此，职业打假人“元老”王海认为，购买什么商品，买了多少，这都是消费者的权利。“现在很多人会一次性购买一屋子的名酒，他也不一定喝，难道这就不是普通消费者了嘛?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之后进行投诉维权，是每一个消费者的权利。”

　　市场监管局：打假也需要借助社会力量  

　　近年来，一些职业打假人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让“职业打假”行为变了味儿，甚至出现“制假打假”的恶劣情形。

　　“其实我们群体里面分得也很细，有专门做药品保健品许可问题的，有做商品添加剂问题的，还有做过期食品的。”老孙告诉记者，做过期食品是门槛最低的，只要一家家超市一件件产品找就可以了。“这些人对相关法律不熟悉，只能用这种方式，实在找不到，一些人就会事先准备好过期食品，夹带进超市再索赔，有的还会把一些保质期短的商品藏在超市角落，等过期了以后再找出来索赔。”

　　浙江省高院2015年发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白皮书》称，2010年，浙江省法院共受理各类消费者权益纠纷民事案386件，而2014年已达2735件。这些消费者权益纠纷中，存在大量“职业打假人”提起诉讼的情况。

　　浙江高院民一庭副庭长俞少春表示，实践中发现，当前职业打假出现畸化发展趋势，比起公众利益，打假人最为关注自身经济利益。同时他也不否认“职业打假行为能一定程度督促商家提高商品质量，提升消费安全。”

　　另外，打假“行业”中也存在着“收钱噤声”的潜规则:打假人收了企业的钱之后就放弃维权。这显然对净化消费环境没有任何作用。对此，王海表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职业打假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但职业打假人人数的众多，一个人放弃了，其他人还有可能发现问题，威慑力仍然存在，不能全盘否认这其中的正义性。”

　　杭州市市场监管局某分局负责人也坦言，工商部门的工作不可能滴水不漏，有时候也需要借助社会力量。“他们以普通消费者的形象频繁出入市场，商超，能发现一些问题，为我们提供线索。”

　　前文所述的职业打假人老孙，正是杭州市食品安全监督协会的会员。“如果厂商能把产品质量做好，普通消费者维权可以更便捷，那我们的生存空间也就消失了，无假可打是我最希望看到的。”